秦观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这首词记芜城春游感怀,写来细腻自然,悠悠情长,语尽而意不尽。此词的情调是由愉悦转为忧郁,色调从明快渐趋暗淡,词人的心情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换而在起着变化,却又写得那样宛转含蓄,不易琢磨,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了,“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词的上阕写明媚春光。“晓色云开”三句,奠定了春日清晨的明朗基调。雨过天晴,晓云初霁,春光如此美好,令人欣欣然以为春天是多么地随人心意。接下去春日明丽景象,从游赏于春色中的人眼中一一展现,如电影之特写镜头联翩而来:本来苍凉的古时台榭,在这姹紫嫣红时节,也显得春意盎然,似乎散发着无限的生机;飞燕自由地上下翻飞,不时地碰触到柔嫩的花瓣;串串榆钱愉快地随风飘舞,似乎直到舞蹈困倦了才从树上飘落下来;秋千高荡,但见外面绿波荡漾,几与桥面相平。此处写景,颇见功力。以苍凉古台写春,更见春色之明媚;飞燕、榆钱不但是组成春色的一道风景,更是与人一样为春沉醉的精灵。他们或不时碰碰花瓣,或在风中舞蹈,既见此物形态,更见万物心情之明朗;而写秋千则暗示出荡秋千之人,暗转人庭院、花园中的春色和春色映照下的佳人。“东风里”三句,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却写得极有韵致。朱门之内,绿柳掩映下,红妆少女弹奏着秦筝,秦声悠扬,令朱门外的人心动神驰,想象联翩。
下阕写昔日行乐与当前寂寥寡欢之情。“多情”四句承接上阕写游乐场景。作者用极为简练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春游之乐。华贵的马车,华美的马匹,只从游乐时所用舟车的不凡,就已经令人想见其冶游盛况了。古时出游,女子多乘车,而男子多骑马。典型的代步工具的渲染,让人想象男女同行远游之乐。“渐酒空”句,将许多行乐场面省略,而从行乐之结果来写冶游时间之长和游乐之尽兴。“豆蔻”三句,急转直下,点出以上所写盛况美景,都是前尘旧梦。而如此丰富的内容,用杜牧诗意表现,用典贴切,辞约义丰。“堪惊”两字,黯然神伤,用在此处,有千斤之重。结末三句,转写面前萧瑟景色与忆旧者怅惘之情。凭栏久立,抚今追昔,十年人世遭际令人感叹无已。而眼前只见淡淡的落日,疏疏落落的烟雾,如此凄凉景物,与人物悲苦心情合二为一。随着夕阳西下,伤感的人与夕阳一样孤独落寞。
全词结构精巧,形容巧妙,语言精练生动。景随情变,情景交融,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分析,这首词有三条结索交织构成。第一条是时间线索,以清晨雨过天晴开始,到黄昏的疏烟淡日结束,中间于描写景物之中点出酒空花困的午时情怀。第二条是游历所经的线索,从古台到横桥,从朱门到芜城凭栏,将一日游赏展现出来。第三条是情感线索,从清晨出发时的逸兴满怀,到中午时分的意阑无绪,再到日暮时分独下芜城的寂寞无聊,将词人游赏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情绪变化展现出来。虽然进行艺术分析时,可以清理出这么许多条线索来,但是,由于词人熔裁得体,使三条线索浑然融为一体,不仅没有造成滞碍之嫌,反而使词风更趋婉约,词情也更有风致了。
上片,咏东园的迷人风光。第一、二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写“东园好”。“见说”,点明非“听说”,是亲身感受。具体好在哪里,好在“能消”像苏轼这样政治“北客”之“愁”闷,这是铺垫之笔。第三、四、五句,写百闻不如一见,东园风光实属迷人。虽然苏轼不是本乡本土的人,但一“登楼”,纵观全景,气象万千,顿觉豁然开朗,令人神往。这是苏轼“行尽江南南岸”所未曾见到的美景,颇有范仲淹在岳阳楼上所观写山光水色的韵味,令人心旷神怡。正因田园如画的仪真,才把苏轼“淹留”、挽留住了。
下片,特写眼前事物,感叹人生短暂。第一、二句特写白昼“短日”的“枫”虽“明”而已“缬”,微寒“清霜”的“菊”既“暗”而又“球”。这典型的带有双关意义的深秋景物,是在给予苏轼什么。第三句,一语道破此时此地苏轼思想的真谛:“流年回首付东流!”似有人生短暂、不堪回首的愁闷。最后两句,借助古代文人的传统心理来自我安慰:凭借东园的美好景色,让苏轼内心增添了愉悦。凭借潘岳的能耐,延缓苏轼逐渐发白的双鬓。
全词借景抒情,借东园美好迷人的风光事物,敞开了苏轼旷达宽阔的胸怀,消解了多年积抑于心的愁闷。触发了苏轼复杂的思想情绪中的消极心态,也为苏轼内心增添了心事忡忡的忧愁。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