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叙写尹吉甫北伐玁狁的战争全程。全诗六章，前四章主要叙述这次战争的起因、时间，以及周军在主帅指挥下所做的迅速勇猛的应急反应。诗一开首，作者就以追述的口吻，铺写在忙于农事的六月里战报传来时，刀出鞘、箭上弦、人喊马嘶的紧急气氛（“柄栖”、“孔炽”、“用急”）。二、三章作者转向对周军训练有素、应变迅速的赞叹。以“四骊”之“维则”、“修广”、“其大有颙”的强健，以“我服既成”的及时，“有严有翼，共武之服”的严明及“以奏肤功”的雄心，从侧面烘托出主将的治军有方。第四章作者以对比之法，先写“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凶猛来势；次写车坚马快、旌旗招展的周军先头部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的军威。一场恶战即将开始，至此，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第五章作者并没有被时空逻辑的局限所束缚，凌空纵笔，接连使用了三个“既”字（“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描写己方军队以无坚不克之凛然气势将来犯之敌击退至靠近边界的太原。很自然地从战果辉煌的喜悦之中流露出对主帅的赞美和叹服。从紧张的战斗过渡到享受胜利的平和喜悦，文势为之一变，如飞瀑落山，又如河过险滩，浩荡而雄阔。最末一章，作者由对记忆的描绘转向眼前共庆凯旋的欢宴。“来归自镐”是将记忆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而“我行永久”说明作者也曾随军远征，定国安邦，与有荣焉。然而自己的光荣之获得，又与主帅的领导有关，可谓自豪与赞扬俱在其中。
从审美的角度统观全诗，这种以追忆开始，以现实作结的方法，使得原本平淡的描写平添了几分回味和余韵。同时，此诗在行文的节奏上，一、二、三章铺垫蓄势，第四章拔至高潮，第五章舒放通畅，第六章归于宁静祥和，也使诗歌产生了丰富变化的节奏感、灵动感。
这是一首抒发离情别绪的作品。上阕从男主人公起笔，下阕则落在女主人公身上，两阕遥相呼应，如倾如诉。上阕描绘了男主人公的惆怅先是从描摹情态入手的，“怅望梅花驿”，是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的典故，说欲得伊人所寄之梅（代指信息）而久盼不至，因而满怀惆怅：“凝情杜若洲”，取《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之意，欲采杜若（香草，也指信息）以寄伊人，却也无从寄去，徒然凝情而望。来鸿不见，去雁也难，终于，他从深思回到了现实：距离阻隔了一对情人，难以相聚。四个长短不一的句子，恰如一组逐渐推云的镜头，在令人失望的结局上定了格。
如果说男主人公的愁绪是悠长而缠绵的话，那么，女主人公的思念则显得炽热急切，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妇坐卧不宁百般无奈矛盾心理。“缄素”、“题红”两句用的是书信往来的典故，“远”、“秋”二字，巧妙地点出了她与情人之间音讯断绝的愁绪。最后，焦虑而痛苦的姑娘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伴着情人远行的江水，但愿它能带去她的思念，然而，那不肯回头的流水和着姑娘的失望、抱怨，最终使这段爱情以悲剧作结。不过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是悲悲切切的叙事，而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恋歌。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认为：“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无论是表述两人不能相见的痛苦，还是诉说那无边的思念，作者都写得含蓄蕴藉。如“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云木兰舟”：“高楼”指女子居处，木兰舟代喻出游男子：“高楼”与“木兰舟”的距离点出了他们无法相见的残酷现实，“不云”一词用在这里，给人一种语尽意不尽的境界觉。全词没有一处用过“思”字，但字字句句却充满了思念之情，这表明作者遣词造句的艺术工底十分深厚，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主旨，又保持了词的特点——清远空灵。
作者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泛单调。如“梅花驿”、“杜若洲”都是虚指，但又与双方远隔，托物寄情密切相关，写女主人公无人传递书信所选用的“双鱼远”、“片叶秋”以及“江已东流”也都属虚拟，但却和她盼望与情人通信的现实十分吻合，这些虚实的统一，不仅有助于表达男女双方的真切情意，而且拓实了作品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运用典故也有创新，词中所用大多为常见的典故，但在作者笔下，别有一番情趣。如“双鱼”、“题红”两典的原意都形容书信传情，平安抵达对方手中，而作者却以“远”、“秋”二字平添了悲剧的韵味，颇有新意。
词中虽有典故，但却一样明白，“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两句，借鉴了白居易“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和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却如同已出，毫无牵强附会之感，很妥贴地体现了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
谢眺有一些小诗，带着南朝民歌气息，语言精练，情味隽永。《王孙游》就是这样一首小诗。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或自《楚辞》，而所写的内容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这是一首思妇诗，写一个妇女独守青春的苦闷。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蔓：蔓延。红英：红花。这两句是说，地上长满了如丝的绿草，树上开满了各样的红花。
这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春天里，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一派绿色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缀，在鲜明的对比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绿草、红花使人想起这个思妇的青春年华。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无论：莫说。歇：尽。这两句是说，且不要说你不回来，就是你现在回来也赶不上春天了，花儿也谢了。言外之意，是说等丈夫回来，自己也就老了，当然还是盼望丈夫早些归来。
她的丈夫出门在外，自己一个人在家度过她的青春年华，心情苦闷。目睹大好春光，红颜难持久啊！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妇如何急切地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这种对春的珍惜、对时光流逝的留恋透出主人公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物的描绘，到情感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
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的带有文人的雅，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的“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宛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其次，诗写春景逗春情，因景生情，情景相生，短小清新，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点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思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才能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另外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标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