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主题上没有逸出元、白“新乐府诗”范围，也是为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呼吁。由于陈师道的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他对于农民生活的描写更具有震撼力。“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看似写农村习俗。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呜动身；归来惊动村里的看家狗。这似乎是一幅农村风俗画。然而两个“当”字点题了：本当应当这样，可是由于最近“公事”催促太急，农民已经不能按时出入了。
“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中的“三尺”是夸张，形容雨特别大。农民种庄稼有两怕，一怕干旱，二怕洪涝。“三尺雨”属于特大暴雨，足以引发一场洪水。诗中没有写洪水肆虐，却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烧饭用的灶，下面聚集着淤泥一一完全损坏了。屋漏冲倒了灶台，洪水卷来了泥沙。诗人没有说明，但已经暗示灾害十分严重。这一家人不能够对付灾荒。他们家的粮食可能没有剩余，他们无法修复被雨水毁坏的房子。“人言田家乐。尔苦人得知。”诗人用这两句作了回答。不了解农民疾苦的官员眼中总有一幅“田家乐”的幻象，而农家的重重苦难却没人知道。
作者借诵古老的牛郎织女的传说，表达了其脱俗超凡的广阔胸怀。
“云步凌波”是典故。曹植在《洛神赋》中写道“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描绘了洛神的轻盈飘逸。作者借洛喻美，一幅美人出行的画卷令人注目。是仕女游春吗？否！“年年星汉”写出她的出行是如和织女一样，一年一度与心上人在“七夕”相聚。“清秋”点明周围环境之幽静，“踏”，践约的意思。这里，词人虽未正面描写织女的美貌，但仍会令读者意会到女子的绝世丰神，飘飘若仙的身影，对情人的脉脉深情。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在我国流传极广，妇孺皆知。
“天外事，两悠悠，不应也作可怜愁”，抒写了词人的感概、是继“只缘”“底用”之后的进一步表述。
“两悠悠”承上片末句的“人间”连下片的首句中的“天外”词人明确地指出人间天上悠悠远隔，织女之巧，人间的必乞取；对天外的织女牛郎双星的“稀相见”更没必要同情和为他们忧愁。接下来作者直抒胸怀：天上双星长相思、难相聚，虽凄凉寂寞但天外人间两悠悠，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怎么管得了呢？我且拉开窗帘尽情赏月，享受新秋凉爽睡美之乐吧。“开帘放入窥窗月”句化用了苏轼《洞仙歌》中“缍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词贵创意。词人“开帘”“放入”均写出其主动积极，此时情真呼之欲出，平添许多情致。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价此词末两句说：“潇洒疏俊极矣。尤妙在上句”窥窗“二字。窥窗之月，先已有情。用此二字，便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里生出，不同矫揉钩致，石堕尖纤之失。”非常中肯。
在写作上，作者绘景抒情极具匠心。古人形容女子之美常常用螓首蛾眉、齿如编贝等词语直指容颜。此词却仅以“云步”、“凤钩”写织女的步履轻盈，纤足弱小，正是从侧面烘托，别具只眼。此词的另一特点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词人在观察、体验和摄取周围景物时，是以其独特视角，深怀情感进行的。以景寓情，融情入景，有机结合，浑然一体，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二句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