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袅袅留余欢。双鸳飞处传情难。传情难。曲终人去，愁寄湖山。
余音袅袅留余欢。双鸳飞处传情难。传情难。曲终人去，愁寄湖山。
这篇文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 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全文主旨突出，文笔精粹，叙事生动，形象鲜明。此文的警示意义在于：依仗外力保护所获得的安全和威福是不能持久的。
文中故事涉及三方：鼠、鼠的旧主人、鼠的新主人及其用以杀鼠的猫和僮仆。在这三方中，旧主人因其生年属鼠而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这是导致群鼠猖狂肆虐的关键，也埋下了鼠被新主人歼灭的伏笔；鼠因有人保护，故有恃无恐，恣意妄为，不仅使得“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而且“窃啮斗暴，其声万状”，其行为其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导致其被新主人歼灭的关键；新主人与旧主人的态度截然相反，来居伊始，即“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从根本上杜绝了鼠患。假如当初旧主人不是如此纵容群鼠，而群鼠也不是如此肆无忌惮，则鼠的灾难以及新主人的杀鼠手段也许不会如此之速、之猛；唯其两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物极必反，祸不旋踵，作者在文末所发“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的感叹，其意义也就来得格外深远。
这篇寓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寓言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说：“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画龙点睛，可谓意味深长。
该小令上片写水月迷濛之夜，“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在作者笔下，夜色别有一种韵味，别有一种神秘。水气与“微茫”的月色联成一气，具有一种朦胧之美。朦胧之中，采莲的少女斜倚兰舟，唱着心中的歌，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倚舟低唱之人对远方恋人的深沉怀念，情景交融，和谐一致。特别是以荷花比情人，以藕丝喻情思，不仅形象切贴，更把那种热烈缠绵的感情表达无遗。
下片写采莲人的歌声惊破了梦中聚首的鸳鸯美梦，只好深夜独卧江楼，不禁思绪滚滚，热泪潸潸，伤心莫唱南朝旧曲。这委婉地写出了男婚女恋、独梦相思之情，而且把相思的一往情深的情人之恋、故土之思、亡国之痛、兴亡之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作品的思想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该曲虽然在极小的篇幅内容却纳入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在于作品含蓄委婉的表现方法，使得全曲有了异乎寻常的内涵和表现力，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手法，有着咀嚼不尽的余味。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