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玉门关盖将军歌》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在岑参的边塞诗，甚或是整个唐代的边塞诗中，都有一点别致。它用纪实的铺叙手法，首句便以“真丈夫”起笔，由年龄、相貌，及其智、其威，介绍盖将军的功名和业绩，写出了这位守将武勇的外貌和粗豪的性格的一面，又从室内装饰、家宴、奴婢、家戏、名驹、出猎等几个侧重场景，写出了他军中无事只知寻欢作乐的一面。其中对奢侈豪华的夜宴的描写占了一半的篇幅，里面有赞赏也有讽刺。这种讽刺自然是委婉的，甚至带点调侃的语气。这位盖将军在古代边将中大概很有点代表性。他们在战场上是勇猛的，在争豪斗富的享乐方面也决不示弱。从狭隘的角度看，这些记述，无不是为盖将军炫耀光彩。但就理解全诗而言，诗末却以“酒剩沽”、忆“旧酒徒”（诗人旧友皆为学子，均非权贵），无不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诗中尽述盖将军家妓之美貌，闻绝世名曲之喜悦后，却以秦罗敷之绝胜而告警。虽然此议夹在几个侧重面之间，却能使读者领悟到诗人对其奢侈之过的批评。
这首诗的主旨是歌颂盖将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诗中所写盖将军享受的奢侈，连奴仆侍妾都服三品以上官服，反映出了唐朝边将的骄盈跋扈。这是唐玄宗后期穷兵黩武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安史之乱和后来的藩镇割据，决不是偶然的。从客观上看，这首诗为后人记述了盛唐时达官显贵的荒淫奢侈，成为史料的一个方面，颇具有价值。此诗句句押韵，或三句一顿，或两句一顿，既富有音乐感，又穷极抑扬顿挫变化，具有一种声情效果。
这首诗的首联写诗人南康登望湖亭眺望，先入目是万象萧条的一派衰秋之大景；颔联写到秋风紧急，吹饱了船帆，暮霭沉沉，笼罩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头；后两联发慨叹，颈联说的真情，尾联却是发的牢骚，借秋天的景色，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全诗通篇笼罩着一股愁云惨雾，但作者忧国忧民的崇高的志趣，通过沉郁颓丧的情绪的烘托，得到充分表现。
八月秋高，苏轼南下，舟渡长湖，在南康登望湖亭眺望。先入目是万象萧条的一派衰秋之大景；再细看，就见到秋风紧急，吹饱了船帆，暮霭沉沉，笼罩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头。这种萧疏的秋景，和他万里投荒的心境，已经融化为一，读者也不知是秋色触发了他的愁思，还是他的心头的寒风吹饱了征帆，胸间的乌云笼罩着孤山。景与情已经结合成了诗的意象，荡漾出无尽悲凉的气氛，浸染着读者的心绪。
从这一股氛围里，终于霜钟一样撞出了他撼人心胸的慨叹：“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报国之志犹存，而济世已经乏术了。前句是说的真情，后句却是发的牢骚。苏轼有许国之心，也有康时之术，如《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之哀囚徒，《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之刺官吏，《异鹊》之斥酷吏等。可惜不被重用，报国无门，心中极愤然。用一“虚”字，看似自谦自责，其实是体现着“怨而不怒”的君子气度，而它所传达出来的复杂感情，却更耐人寻味。
苏东坡是四川眉州人。在他投老之年，投荒万里之外，必会想到越离越远的家乡，亦必会想到自己这把骨头将来还想回到岷山峨嵋那一带。
总之，这是一篇伤秋之作。借秋天的景色，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通篇笼罩着一股愁云惨雾。但作者忧国忧民的崇高的志趣，通过沉郁颓丧的情绪的烘托，相反得到充分表现。读此诗很像洗照片，浸浇一遍，底影就显出来了。
这首曲子写作者与青山白云相亲相爱，不求富贵、淡泊明志，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高尚情操。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开头以工整的四言对偶句开端，节奏平稳轻快。“青山”“白云”两个意象，色彩柔和，形象鲜明，激起人们的联想，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片优美的山林风光。在“青山”“白云”之后，分别缀以“相待”“相爱”，不仅把“青山”与“白云”巧妙地人格化了，两个“相”字连用，更展现了山林风光的魅力和作者在大自然中陶醉之态。青山与作者互相期待着，白云与作者相互爱恋着，在作者眼里，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和自己一样，是富有生命、具有感情的，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美趣的发现与再现，以及在这美趣背后的寄托与意蕴，都能得以完满的显现。第三句紧承前一、二句而来，补足其乐于隐居山林之意，酣畅饱满。“紫罗袍”与“黄金带”指做大官，而在前面衬以“梦不到”三字，作者厌恶官场、弃绝功名富贵的态度便跃然纸上了。“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这四句与前三句比照，结构一样，同样是先写景后抒情，但在意境上又有新的开拓，在节奏上又有新的变换。前三句抒的是由当前现实所产生的厌恶官场之情，而这四句所抒叹的是对朝代更替和历史人物成败所产生的慨叹。虽然所处是一陋室，但由前三句可知，一定是在白云缭绕的青山之间，其清幽可以想见，野花在四周烂漫地开放着，充满了生机和野趣。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家兴废谁成败”，就由他去吧。在前面加上了“管甚”二字，表现了作者与世无争的态度。“陋巷箪瓢亦乐哉”，作者以古代贤人颜回自况，进一步表现了安贫乐道的志趣，说明他的“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并非真正的忘世，而是守道而已。“贫，气不改;达，志不改。“最后的对偶句，斩钉截铁，器宇轩昂，戛然而止，收煞全篇，掷地有声。这两句将《论语·学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及《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加以高度概括，将思想的高度和情感的强度有力地向前推进一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气节。从全曲的思想内涵看，最后这两句正是曲眼，乃点睛之笔。
这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出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
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