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感事”,总指靖康、建炎以来的丧乱事变,诸如汴京被占,徽、钦二帝被俘,高宗播迁,以及公卿士大夫窜亡等。“感事”之“事”,蕴含广泛,非指一时一事。
此诗先写常年征战,让人不知该从何说起;接着连续用了“危左衽”“断卿龙府”“移白鹭洲”三个典故来表达北宋被灭、南宋偏安的现实;最后诗人以写景作结,菊花盛放与眼前凄凉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一句反问将内心的悲伤与郁闷表现出来,深沉曲折却哀婉动人。全诗情感委婉深刻,抑扬顿挫,真挚感人。
“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在百感交集之下,话却说自从头。自从靖康丧亡离乱以来,国事扰攘,国土日蹙,所不忍言;而兵争干戈之事方兴未已,竟未能望其止息。“那堪”、“竟未”,感慨苍凉沉至。
“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此句的意思是:公卿大夫害怕被金人所掳,化为夷狄之民,故而纷纷逃散。下句用《禹贡》:“江汉朝宗于海。”但陈诗此句,是切自己所在之地而言,因邓州是长江、汉水临近之地。“江汉故东流”,是诗人说自己一定要像江汉朝宗于海一样,追随建在东南的南宋朝廷。
“风断卿龙府,云移白鹭洲。”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谄媚契丹,契丹封他为“儿皇帝”。辽大同元年(947年),契丹逼晋,并俘虏了石敬瑭之子石重贵,把他囚禁在卿龙府。北宋亡国以后,徽宗、钦宗被金人所掳,囚禁于五国城(五国城:辽国地名,后内附;划归卿龙府),其事与晋事相类。下句“云移白鹭洲”,当时宋高宗的朝廷移在扬州。这都是诗人所系念所感伤的事。
“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云何”,犹言如何;“持底”,犹言用什么。诗人说,自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纾解国难,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分担君忧。
“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上句亦《发商水道中》“世事本前期”之意。意云:今时势艰危如此,固非难以预料,而是事出有因。“吾生本自浮”,虽则前事有因,而我生本自飘浮。命运如此,为之奈何。
“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时势艰危如彼,身世漂泊如此,已足使人感伤。然则秋日卿花,纷披四野,作此秋日之荣秀,很难让人有观赏的欲望。
陈与义这首《感事》诗,确是逼近杜甫。从遣词用字上看,“那堪”、“竟未”,“危”、“故”,“断”、“移”等,都是沉实的字眼,有杜诗的风味。从比兴手法上看,“风断”、“云移”一联,以天象喻人事,也深得杜诗的兴寄之妙。至于以景抒情作结,又是杜甫即事咏怀一类诗作的常见章法。全篇苍凉沉郁,居然老杜气韵。比纪昀稍晚的南阳人邓显鹤,著有《南村草堂文钞》,他在一篇序文中说:“自来诗人多漫浪湖湘间,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刘梦得、王龙标辈,皆托迹沅、澧、郴、湘、衡、永间,绝无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简斋始。”又说:“简斋先生诗,以老杜为宗,避乱湖峤,间关万里,流离乞食,造次不忘忧爱,亦与少陵同。”“不忘忧爱”,是杜甫的大节,也是简斋的大节。用这四个字去看这首《感事》诗,正是十分契合。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二句,从“结庐”和“坟前”落笔,由生前写到身后,形象地总结了他的一生。林逋是个清苦的隐逸诗人。绿波荡漾的西子湖水,翠竹葱茏的湖心孤山,令这位“梅妻鹤子”的诗人留连徜徉。这面湖依山的庐舍,正是他朝夕相处之所。诗人在此,虽“家贫衣食不足”,却“性活淡好古,弗趋荣利”,杭州近在咫尺,居然“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均见《宋史》本传),足见其安贫乐道的志趣。首句侧重写的是“庐”,是述他生前,次句紧扣的则是“坟”,是述他身后。庐是于湖上青山相对,坟是修竹萧疏。前后相溶,然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句乃是写生前之状,第二句则是想像之景了。虽是清苦冷落,但句子中表现出作者的一些自许和自得。林逋生前在庐侧造墓穴,自有长眠于湖光山色间之意。“亦萧疏”三字,示身后的萧条,正见隐士本色。
《后村诗话》说林逋一生苦吟,自摘十三联五言,唯五联存集中,梅尧臣序其诗集,更叹“所存百无一二焉,于戏惜哉!”林逋也曾说:“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但好事者往往窃记之,所以遗稿尚有数百篇。“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二句,是作者以遗稿中并无封禅书一类阿谀谄媚文字自慰,以示高洁。据《汉书·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曾从他家中取到一卷谈封禅之书。所言不外歌颂汉皇功德,建议举行“封泰山,禅梁父”的大典。林逋借古喻今,表明决不屑于像司马相如那样希宠求荣。“犹喜”,“曾无”俱为庆幸之语,感情色彩很是浓烈。这二句是林逋名句,颇为后人传诵,之所以如此,并非在于它是奇语、丽句,而是因为它表现出诗人的高尚志节。宋真宗时,大臣王钦若等伪造符瑞,怂恿真宗东封泰山,借以邀宠。林逋这两句诗是针对此事而发,立意高绝。秦观曾称赞说:“识趣过人如此,其风姿安得不高妙也!”后代文人在用司马相如草封禅书之事时,有正用反用之别,王禹偁《谪守黄冈谢表》中“茂陵封禅之书,惟期死报”之语,是正用,林逋这里是反用。对此,严有翼认为林逋要高出王禹偁一筹。以后胡仔虽颇不以为然,但林逋此二句流传之广,决非王禹偁句之可比却是事实。林逋生当北宋盛世,诗文颇有名,却淡于荣利,终生布衣,诗中所表白的,并非虚语,所透出的是一股高逸淡远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