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这是一首托古见志的咏史诗。
第一句,破题突兀高远,把博浪沙一事概括殆尽,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恰到好处,余下的场面任凭别人去感受,去想象。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往往采用这种抓住要点的写法。“击”字如惊涛拍岸,“豪”字则气势冲霄。第二句,转入议论,书事雄胆遒劲,抓住“祖龙社稷”的本质紧紧不放,是“击”的目的和效果。第三句,引证出奇探幽,运用十二金人这一个典故,转入一个新意境,令人惊愕。第四句,诗人故作问句,深切显示出对秦始皇的冷嘲热讽,且干脆利落,从容自然,“铁未销”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诗就是抨击秦王朝企图消灭农民武装的暴虐政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与人民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妙设讥刺,词新语尖,道人未道。这种刻意翻新,以议论为主的诗风,正是元初某些诗人受宋诗影响的具体表现。
本首诗是一首赠别诗。首联谓己与赵曾同在令狐楚和崔戎幕府任职,同乐亦同悲也;颔联谓己附赵之骥尾,且与赵有亲戚关系;颈联谓两人同出令狐门下,曾受其恩,如今徒存宾馆,崔戎已谢世,往事皆空;末联谓岁暮相逢,往事不堪回首,握手言别,各奔东西。
此辞浅意厚、情深之佳构,诗中涉及的四个人关系密切。令狐楚与崔戎是义山早岁受知者,然而崔戎此时已,令狐内征,太原幕散。昔日与诗人同出门下、同处幕府、同受知遇、同有戚谊者,莫过于赵皙。如今为生计所迫,二人亦将劳燕分飞,一东一西。赠行之际,天涯沦落、漂泊无依之慨油然而生。
首联写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都认识吏部令狐相公与故尚书安平公,同在太原幕府呆了两年,其间经历了相同的欢乐,也体验过同样的悲伤。
颔联更深一层写二人的相知:“已叨邹马声华末”,是说二人才华相近;“更共刘卢族望通”,是说二人有亲威关系。该诗至此都是写二人的相同,看来是喜剧,但接下来的颈联却来了个突然的转折:“南省恩深宾馆在”,令狐相公虽是官运亨通,但是已离开太原幕府,二人失去安身之处;“东山事往妓楼空”,安平公已猝然谢世,追游在他身边的往事永成陈迹。
尾联则点明送行之题:时值年末,二人却要分手,东西两隔,让人情何以堪,人世间事,恐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了。这首诗的佳境在不经意流出而情挚意厚,不在辞之浅深。
此诗音节浏亮,语言流走,乍看似与伤悼崔戎、叹息身世的内容不是非常谐调,然而细读之下,才发现此诗于流走之中透出沉郁悲凉,潜气内转,蕴含无限惆怅。
这首诗首联由西村思往事;颔联写进山时的情况;颈联写入西村后所见所闻;尾联写看到景色后触景生情。这首诗场景描写细致,意境优美。西村是诗人旧游之地。这次隔了多时旧地重游,自不免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观赏着沿途风光,时而引起对往事的回忆。
首联由西村思往事。西村群山环绕,仿佛是桃源世界。他还清楚记得当年游赏时敲门求水解渴的情景。
颔联写进山时的情况:走过柳树簇拥的小桥,就要勒转马头拐个弯,前面临水数户人家便是西村。对于摆脱尘世喧嚣的山水深处,诗人是心向往之的。他另有《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绝句:“数家茅屋白成村,地碓声中昼掩门。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也把数家的小村视为桃源。此诗这两句富于动感,景物组合巧妙。“高柳簇桥”,似乎尚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而在“初转马”以后,眼前便是“数家临水自成村”,就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写法颇为接近。这不仅回应了首句“小桃源”三字,而且从山回路转中展示了这一桃源境界。
颈联写入西村后所见所闻:周围树木茂密,不见啼鸟,但闻鸣声。当年来游之处,已是坏壁颓垣,自己醉书于上的诗句,也已斑斑驳驳,布满青苔。诗人觉得,眼前这情景很动人,值得怀恋,应当写一首诗留作纪念。
于是转入尾联。正当诗人吟哦之际,抬起头来,只见空中有几缕纤云,一弯新月。在此风景清佳的黄昏时刻,清诗自会涌上心头。
作为一首纪游诗,此诗的特点在于能够不为物累,脱去形似,用渗透感情的笔墨去捕捉形象,将自己深切体验过的、敏锐感受到的物象写入诗中,几乎每一笔都带感情。
这首诗主要借作者与孤儿的问答,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后母折磨孤儿的家庭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于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全诗富有乐府民歌风味,语言质朴,运用对话和白描手法,所写故事情节贴切逼真,行文质朴,生动感人。
该诗是一首叙事诗。共可分为四个部分。
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乐府诗的常用手法,以示事件的真实性。诗人驾车出了城郭北门,马突然沉滞而不肯快跑。马的反常,已暗示出环境的异样。但诗人还未察觉,他下车犹豫了一阵,等候了一阵,见马总是不动就仰头折下一根枯杨的树枝,想鞭马前进。这四句是个引子,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提起了一个悬念。
“顾闻”四句为第二部分,引出事件。四句意谓只听得小丘林子里,传来一阵阵悲哭之声,诗人问啼者: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事件的开端,写得很有层次,先闻哭声,再见其人,未知原因,故发疑问。完全按照客观现实情景写出。正是由于诗人的关切问讯,才引出下面孤儿诉说原委。
从“亲母舍我殁”到“穷厄岂有赀”十四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都是孤儿所说的话,也是全诗的主要内容,写得如泣如诉,真情毕露,舒缓而有致,质直而可信。这一部分共分为二层意思。前八句为第一层,是孤儿诉说后母虐待的情景。这几句话,是字字血、声声泪。后六句是第二层,写孤儿哭坟情状。孤儿上坟去探看生母的冢墓,目的是为了倾诉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孤儿在活的人中无处哀告,只能求告于死去的母亲,这本身就是无限伤心的事。而活着的孤儿毕竟和死去的母亲永远分离了,生身的母亲,既然见不到满腹委屈也就无法申诉所以孤儿热泪纷纷,只能大声哭喊嘶哑了嗓子。生母将孤儿丢弃在人世间忍受穷困煎熬,没有留下财产可供孤儿度日,孤儿不能独立生活,又摆脱不了后母的欺凌和虐待。这六句诗,一层深一层地展示了孤儿的悲惨遭遇和凄苦欲绝的心态——孤儿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继续忍受虐待,就只有追随生身母亲于地下。
最后两句是第四部分,是全诗的尾声。诗人又以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规劝后代人以此为教训,不要虐待孤儿。这在今天看来似乎近于画蛇添足,但在汉魏乐府中却是一种习惯写法,以此点明诗人写作宗旨。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乐府诗特别是中唐时代的新乐府有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