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仕途蹭蹬,年届五十,方才及第,游宦已倦,由此产生了归隐思想。这首词就是归隐思想的流露,抒发了词人对游宦生涯的厌倦和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之情。
词一开始,“暮雨”三句,雨歇川静,日暮舟泊,即以凄清的气氛笼罩全篇。水蓼和芦苇都是于秋天繁盛开花,可见时间是萧瑟的秋天;雨后的秋夜,更使人感到清冷。“临岛屿”二句,写船傍岛而停,岸上蓼苇,清烟疏淡,秋风瑟瑟。景色的凄凉与词人心境的凄凉是统一的,含有无限哀情。这几句写傍晚泊船情景,以静态描写为主。至“几许”以下,词人笔调突然一扬,由静态变为动态,写渔人飞艇,灯火归林,一幅动态的画面呈现在眼前,日暮归家,温暖、动人的生机腾然而起。这里以动景反衬上面的静景,反使词人所处的环境显得更加静寂。一个“飞”字和一个“尽”字,把渔人归家的喜悦表现得极具神韵,又同时从反面引出“遣行客”、“伤漂泊”二句,渔人双桨如飞,回家团聚,而词人却远行在外,单栖独宿,触动归思。整个上片分为两段,前半段写景,后半段抒情,情景之间融合无隙,境界浑然。
词的上片明确点出了“伤漂泊”的感情基调,下片则具体的写出了“伤漂泊”的具体内涵。换头再以景起,上片是夜泊,下片是早行。“桐江好”六句,句短调促,对仗工整,语意连贯,一气呵成,先写江山之美。美好的河山扫尽了昨夜的忧愁,桐江上空,晨雾浓密,碧波似染,峰峦如削,白鹭飞翔,鱼虾跳跃,生动美丽的景色使词人心情欢娱。从感情线索上看,这里又是一扬。但因为词人情绪总的基调是愁苦的,欢娱极为短暂,又很快进入低谷,“严陵滩”三字已埋下伏笔,这里以乐景写哀,江山美好,鱼鸟自由,渔人团聚,而词人一年到头都是四海为家,宦游成羁旅,于是“游宦区区成底事”之叹自然从肺腑流出,词人得出的结论是不值得,不如及早归隐,享受大自然和家庭的天伦之乐。“云泉约”三字收缴上文,同时也启发下文,具有开合之力,所以结语痛快地说“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用王粲《从军乐》曲意,表明自己再不想忍受行役之苦了。
柳永的这首词抑扬有致的节奏中表现出激越的情绪,从泊舟写到当时的心绪,再从忆舟行写到日后的打算,情景兼融,脉络清晰多变,感情愈演愈烈,读来倍觉委婉曲折、荡气回肠。可见柳永不愧是一位书写羁旅行役之苦的词中高手。
这首词当时在睦州民间广为流传,深受百姓喜爱。据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记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可见这首词当时在睦州民间广为流传,深受百姓喜爱。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此诗的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鳲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方玉润《诗经原始》对于上二说基本同意朱熹说,而亦不废《诗序》说之一端,取调和态势。方氏云:“诗中纯美无刺意”,“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回环讽咏,非开国贤君未足当此。”又云:“后人因曹君失德而追怀其先公之德之纯以刺之。”第四章眉评亦云:“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忽而“美”,忽而“刺”,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此诗从字面传达的信息来看,确实是颂扬“淑人君子”而无刺意。但文学作品由于欣赏理解角度不同,若说此诗反面文章正面做,那当然也可备一说。
诗四章,都以鳲鸠及其子起兴,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鳲鸠即布谷鸟,该鸟仁慈,“布谷处处催春耕”,裨益人间。又喂养众多小鸟,无偏无私,平均如一。《诗集传》谓:“(布谷鸟)饲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鳲鸠氏,司空也。”杜预注:“鳲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二是“鳲鸠在桑”,始终如一,操守不变,正以兴下文“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的美德,与那些小鸟忽而在梅树,忽而在酸枣树,忽而在各种树上的游移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小鸟尚未成熟,故行动尚无一定之规。因此,各章的起兴既切题旨又含义深长。
各章起兴之后,即转入对“淑人君子”的颂扬。首章就仪表而言,“如一”谓始终如一地威仪棣棣,包括庄重、整饬等,而不是指老是同一单调服饰。关于这一点,《诗集传》引“陈氏曰”解说得很好:“君子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其见于威仪动作之间者,有常度矣。”仪表从表面看仅是人的外包装,其实质则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露,由表及里,首章也赞美了“淑人君子”充实坚贞稳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次章举“仪”之一端,丝带、缀满五彩珠玉的皮帽,将“仪”之美具体化、形象化,让人举一反三,想像出“淑人君子”的华贵风采。
如果说一、二章是颂“仪”之体,则三、四章是颂“仪”之用,即内修外美的“淑人君子”对于安邦治国佑民睦邻的重要作用。三章的“其仪不忒”句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文情可谓细密。四章的末句“胡不万年”,则将整篇的颂扬推至巅峰,意谓:这样贤明的君王,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对于一个暴君昏主,人们是不会如此祝釐的。因此《诗集传》谓此句为“愿其寿考之词也”,其实不错,反观方玉润谓此句“含讽刺意”,似乎有点牵强。
此诗以轻松平淡语言作侧面讥刺。前两句叹牡丹价格昂贵而豪家权门挥金如土满不在乎。三句转出,末句直抑。以物比物,写牡丹花与普通蜀葵花差不多。全诗谴责官僚贵族豪华奢侈,任意挥霍民膏民血,同时流露出反对奢靡浪费和对民生疾苦的隐忧关心之情。
“近来无奈社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一开始写出了自己爱花而又无钱买花的矛盾心情。“无奈牡丹何”,即对壮丹无可奈何之意。造成这种状况,作者交待了原因:数十千钱买一颗。用“数十千钱”与“一颗”,在数字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了花的昂贵,其中已经揭示了买花富人的享乐,以及百姓的贫苦。正如白居易写的“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竟相当于“五束素”匹帛,“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一丛艳丽的鲜花,竟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这无可奈何之谙中,蕴藏着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
尽管花的声誉这么高,看来作者无力买花,因而难得赏玩。因为最后他写道: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较多”,到令天他才分明看到,牡丹花与普通的戎葵差不多。陈标《蜀葵》诗曰:“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案。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闲处只缘多。”农村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乡下姑娘喜欢风仙饼子花,处处人家都有它,城里姑娘喜欢牡丹富贵花,三天一过眼巴巴”,这都说明蜀葵这种花相当普通,品级很低。作者在这里将富贵之花壮丹同普通的蜀葵作一对比,认为这两者差不多。简直是震聋发聩。实际上潜台词是:牡丹花也不过如此,何必不顾民生疾苦,将价格抬得如此昂贵呢?言外之意尖锐讽刺了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
咏牡丹的诗多写其艳丽不凡和高贵风格,这首诗一反常笔,表现了作者新奇立意。一个‘始”字,“也”字,寄寓了作者深沉的感慨。全诗无一明显论褒贬之词,然而诗人的好恶之情却又得以充分表现,足见诗人手法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