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的这首《黄河》,表面上借用黄河的特点和典故来对其施以赋咏之辞,实则为借事寓意,对唐末昏暗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写照,尤其是大力抨击和讽刺了唐代腐败的科举制度,令士心为之一振。
首联“莫把阿胶向此倾”借意于庾信《哀江南赋》:“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其意云,即使用再多阿胶也无法将黄河之浑浊澄清,纯为徒劳无功之举,以此为喻,暗示当时科举取士之虚伪;“此中天意固难明”,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举不胜举,谁能真正明了天意。将讽喻之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言论大胆而尖锐。
颔联“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以具体描述黄河之“曲”与“浊”来进一步描画科场黑暗之现实状况。黄河自古即有“九曲”之说,郦道元《水经注》曰:“黄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刘禹锡《浪淘沙》词有“九曲黄河万里沙”,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一高适《九曲词》解题:“《河图》曰:‘河水九曲。’”这里以黄河之“曲”通“银汉”为题,一语双关,所谓“曲”,表面上指黄河河道的蜿蜒曲折,实际上指科举考试中各种见不得人的不正当手段与途径,而“银汉”在古代诗词中常指人主或朝廷,这样看来,一般士人渴望投身仕途之途可谓难于登天,官场科举之腐朽不堪于此更可见一斑。后句中的“昆仑”是古人误解的黄河发源之地,“才出昆仑便不清”,从源头上就是“浊”,此中寓意显而易见,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不公正社会的鞭笞。
颈联“高祖誓功衣带小, 仙人占斗客槎轻”,其间包含了两个典故,从具体层面上揭示了封建政治的腐朽。前者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分封群臣时的誓词,意为保王公贵族之爵位永存;后者是张骞寻黄河源头遇仙之事。两句合意,可知一般的寒门士子想要出将入相是比登天还难的。此句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怀才不遇之感也暗含其中。加上尾联的“三千年后知谁在, 何必劳君报太平”一声无奈的感叹,愤意难平,是对上天的控诉,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
这首诗切定黄河,而又别有所指,寓言写物,巧妙贴切,新警深刻,构思独特。诗人对于晚唐混乱黑暗的现实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鞭笞,在此类诗作中很具有代表性。
词人看到《华山图》中的华山巍峨屹立,瑰奇险峻,雄峙于北方大地,不禁浮想联翩,热血沸腾。宋室丧国之耻,山河破碎之悲,顿时涌上心头,题写了本篇。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中原”二句,写1141年(绍兴十一年)12月,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谗言,同意求和,与金商定割让京西唐、邓二州及陕西南、秦二州之半给金,双方以大散关为界。陕西大部沦于敌手,仅余四州,华山亦蒙胡尘。这是使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伊、洛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一带)震动的奇耻大辱。结果自古以来作为三秦地区天然屏障的雄关险岭就失去作用,无异于化为灰烬,“关辅”一句即是指此。“泪尽两河”二句,指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攻陷南宋两河地区(河北、河东)一事,曾为保卫这一带浴血奋战的抗金志士莫不痛哭流涕,这又是一件令人悲愤不已的奇耻大辱。把恢复、中兴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词人当然更是痛彻心肺。
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投降派当权,残酷迫害和打击主战派,词人也屡遭排挤,闲置在家,岁月蹉跎,青丝成霜。昔日的英雄,壮志消磨,而收复大业,仍然无人过问,沦于敌手的千仞华山,依然难以回归。词人看到华山图,怎能不满腔激愤呢?
全篇抒发了词人对宋室沦亡的悲叹和对收复失地的企盼,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气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献身的报国激情,是豪放词中的一支奇葩。
这是一首七夕词。牛郎织女七月七日夜鹊桥相会的传说,至少在汉朝便已流传。《淮南子》已载:“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便通过这一天上的神话故事表现人间男女爱情受阻、离别相思的哀愁。此后,七夕又渐渐成为妇女向织女乞巧的节日。唐宋诗词中,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崔颢《七夕》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张先《菩萨蛮》词:“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
白朴此词上片写七夕。开头两句,似受元好问《摸鱼儿》开篇“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启示,慨叹和赞许牛郎织女爱情的真挚深沉,千古以来消磨不尽,超越了时空。同元词一样,用设问句加强语气,避免平铺直述,收到破空而出、灵动多姿的效果,大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堪称“凤头”。中间五句,写人间七夕传统的习俗,呈现了男女七夕欢会,妇女们搭彩楼、列瓜果向牛女乞巧祈福的情景,同时也为下文作出反衬。歇拍四句,由七夕的欢会转向离妇的愁思。先承接上文,由“蛛丝暗度”的风俗写起。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帝(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然后用《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苏蕙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夫事,暗写这位七夕不能团聚的思妇窥视蜘蛛织网,思念离别在外的丈夫,充满别恨离愁。
下片着重写离愁。换头两句,描绘愁云漠漠、苍烟低垂的暮景,渲染了抑郁黯然的愁情。“人间”以下三句,正面叙写离妇的悲痛,正如天上被银河分隔的牛郎织女一样。“擘钗分钿”,似用自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诗意,喻指夫妇的生离死别,然此并非只指死别。“蓬山”,古代所传海上三仙山之一的蓬莱,此处喻指远离家乡的丈夫漂泊无定的住所,意如贺铸《芳草渡》“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绛河”,即银河,也叫天河、天汉。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诗:“月回藏珠斗,云消出绛河。”此后三句,以牛郎织女经年恨别,唯有七夕鹊桥相渡的传说,极力点明人间思妇经年长别的痛苦。新秋七月七日之夜,当传说中相隔银河的牛郎织女也在欢聚的时刻,这位思妇依然孤守空房,目睹家家户户“彩楼瓜果祈牛女”的情景,耳闻别人家妇女的欢声笑语,悲苦的离愁越加揪心彻骨,不由地泪落如雨。结拍四句,写思妇悲痛、无奈之后的自我解嘲。思妇悲伤之情经过宣泄之后,想到传说中仓皇奔月、一去不再复返的嫦娥,想起李商隐的《嫦娥》诗,感到自己比起广寒宫里孤独冷清、寂寞难耐的嫦娥倒要稍胜一筹,便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内心的离愁。于是张开云母屏风,准备安寝。这是思妇的自我安慰与自我解脱,从中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善良与大度,但也因此更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深化了“离别苦”的题旨。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