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处皆为群玉府，谁家不似水晶宫。
君侯总是文章伯，文物差宜锦绣胸。
缓马倚楼随所适，高情长在醉吟中。
是处皆为群玉府，谁家不似水晶宫。
君侯总是文章伯，文物差宜锦绣胸。
缓马倚楼随所适，高情长在醉吟中。
与人约会而久候不至，难免焦躁不安，这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以此入诗，就难以写得蕴藉有味。然而赵师秀的这首小诗状此种情致，却写得深蕴含蓄，余味曲包。
“黄梅时节家家雨。”作品开篇首先点明了时令,“黄梅时节”，也就是梅子黄熟的江南雨季。接着用“家家雨”三个字写出了“黄梅时节”的特别之处，描绘了一幅烟雨蒙蒙的江南诗画，每一家每一户都笼罩在蒙蒙的细雨之中。
“青草池塘处处蛙。”在这句中，诗人以笼罩在蒙蒙烟雨中的青草池塘，震耳欲聋的蛙鸣，反衬出了一种江南夏夜特有的寂静的美。蛙声愈是此起彼伏，愈是震耳欲聋，就越突出了夏夜的寂静,这就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以动写静。
“有约不来过夜半”，这一句才点明了诗题，也使得上面两句景物、声响的描绘有了着落。用“有约”点出了诗人曾“约客”来访，“过夜半”说明了等待时间之久，主人耐心地而又有几分焦急地等着，本来期待的是约客的叩门声，但耳中只听到了一阵阵的雨声和蛙声。
“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使诗歌陡然生辉。诗人约客久候不到，灯芯渐渐快燃尽，诗人百无聊赖之际，下意识地将棋子在棋盘上轻轻敲打，而笃笃的敲棋声又将灯花都震落了。诗人独自静静地敲着棋子，看着满桌的灯花，友人久等不至，虽然使他不耐烦，但诗人的心绪却于这一刹那脱离了等待，陶醉于窗外之景并融入其中，寻到了独得之乐。全诗通过对撩人思绪的环境及“闲敲棋子”这一细节动作的渲染，既写了诗人雨夜候客来访的情景，也写出约客未至的一种怅惘的心情，可谓形神兼备。全诗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
人在孤寂焦虑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地作一种单调机械的动作，像是有意要弄出一点声响去打破沉寂、冲淡忧虑，诗人这里的“闲敲棋子”，正是这样的动作。“落灯花”固然是敲棋所致，但也委婉地表现了灯芯燃久，期客时长的情形，诗人怅惘失意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了。敲棋这一细节中，包含了多层意蕴，有语近情遥，含吐不露的韵味。可见艺术创作中捕捉典型细节的重要。
这首诗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对比手法的运用。前两句写户外的“家家雨”、“处处蛙”，直如两部鼓吹，喧聒盈耳。后两句写户内的一灯如豆，枯坐敲棋，寂静无聊，恰与前文构成鲜明对照，通过这种对照，更深地表现了诗人落寞失望的情怀。由此可知，赵师秀等“四灵”诗人虽以淡泊清新的面目出现，其实颇有精心结撰的功夫。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写得清新自然、开合有度。全诗不仅仅局限于客观地描写景色，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正如刘勰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首联表明诗人的心迹，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描写春天，吟咏春天。颔联描写春天的山景、山泉，用画障、鸣琴作比，用“疑”这个表示作者主观感受的词连接，说明两者之间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色彩、声音的词语，但处处充满艳丽的颜色、动听的音乐；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比正面描写更能激发想象力，更加兴趣盎然。颈联转入正面描写春天的花草，用“合”、“深”二词渲染春天无处不在，春天的勃勃生机尽现眼前。尾联写诗人游春后的感受，与首联相照应，也抒发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想要回归田园的心志。
整体来看，全诗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与其他只作正面描写的诗比起来，如唐代王涯的诗“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在绿波中”（《春游曲》），此诗更加含蓄新颖、耐人寻味。全诗通过描写迷人的满园春色，抒发了诗人想要弃官回归山园的愿望。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是一首双调的词，前、后两段声律完全相同。上片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下句以抒情为主，情中有景。该词是苏轼的早期之作，以清奇、流动的美感显示出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的特色。
上片写出游途中的晴雨变化，以及骑马赶路的轻快心情。起笔用对句，写出了近乎奇妙的天气变化：“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一个“暗”字，从色彩与光线着笔，兼有暗淡、昏暗以至黑暗诸义，再加上“疑夜”的渲染，令人想见天低云暗、雨意浓酣以及雨水如注的景象。一个“报”字则将风人格化了，风儿转了向，忽然向人们报告天已放晴的好消息。这两句不仅写出了大自然的一种奇观，而且写出了人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还怀疑是夜色降临，而雨霏天晴，只在转瞬之间，心中仿佛也一下子亮起来。这里不带有对大自然神秘性的恐惧，而是对其偶然出现的奇观的欣赏，并写出了从忧疑（恶劣天气对出行在外的人不利）到安详的心态。后来苏轼在出判杭州时写过“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的诗句诗中的“忽”字与该词中的“忽”字，在洞识天象、曲传心态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句紧承前句，描绘出傍晚放晴后的景象。 “明”字与首句“暗”字相呼应，又与次句隐写心态的意思相承，进一步表现出心境的开朗。全句很像是一幅色彩鲜明、轮廓清楚的写生画，使人想起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它又像是影视中的一个远镜头，为下文写苏轼自身的活动交代了白然背景。“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一句，则像是连续推出三个近镜头，分别现出了一丛丛小草、柔软的沙地、溪边的山路。最后推出一个特写镜头，轻捷的马蹄。这里写草，写沙，写路，各具特点和美感，都是为了衬托出骑在马背上的人在匆匆赶路（已近黄昏，天光有限），以及苏轼的轻快的心情。这是一种借物写人的手法。
下片转入叙事和抒情，着重写旅途的劳顿以及对神仙之事的遐想。“卯酒醒还困”，这是该词中唯一的一句叙述，交代了苏轼早晨饮酒登程，以壮行色这一有关情事，以及此刻虽从酒中醒来，却感到疲困的状态，整天的鞍马劳顿全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苏轼还得马不停蹄，而不能歇息下来做个美梦，“仙材梦不成”一句便是此种情境下说出的俏皮话，但苏轼却止不住地对神仙之事的遐想。“蓝桥何处觅云英”借唐传奇《裴航》中的神话故事，写苏轼自己幽渺的情思，隐隐透露了苏轼的遁世思想，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超逸的情致。末句仍依此思路下笔，“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却留有有余不尽的韵味。因为在词人想象中，山间流水有可能与神仙境界相沟通，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对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因而闯入桃花源的描写，以及张旭《桃花溪》诗中“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的句子，其用意与苏轼相近。当然，那样的机会极为难得，所以用“只有”二字表示了轻轻地叹惋。苏轼在旅途中为什么会联想到神仙之事呢?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山地清幽的环境激起了苏轼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片的山水描写像是一种伏笔。二是作者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写该词时虽然才28岁，而遁世观念却早已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