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是一首登临抒怀的词作。上片词人从“铁瓮”起笔,点出镇江城古来形胜的特点,并交代词人所在。次句聚焦“金焦”,写出金山、焦山东西相对的壮观之势。首二句写得概括、有力,渲染出一派磅礴之势。接着两句写夹在金山、焦山之间的江水:万里江流从东边滚滚而来,伴着晨风,卷起惊涛骇浪。 “注” “卷”两字用力极大,突显江水浩大的声势,衬出山水相问的壮丽景致。 “天江孤云来去,水江孤帆上下,天共水相邀”三句中,“孤云”“孤帆”衬出江天、江水的浩渺;“来去”“上下”纵横交错,可知词人在游目骋怀,频频俯仰,可以想见其跳荡的神思;“天共水相邀”将水天相接的情境展现在人们眼前,这境界是非常开阔的。词人还没有看够山和水,“远岫忽明晦”的景致又映人眼帘,“忽”字体现出“明暗”的瞬间性,这刹那间的感官刺激又引起词人多少兴奋。“好景画难描”一句收束上片。词人上片全在写景,但仍觉自己未能将好景描画出来,可见焦山景色之美好。
下片首三句“混隋陈,分宋魏,战孙曹”,词人从历史的角度,由近到远,写镇江古城的攻守征战,突显镇江古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回头干载陈迹,痴绝倚亭皋”两句,词人从追溯历史中回到现实,他痴痴地倚立江边,不禁感慨万千。词人对古来枭雄无限神往,期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一展宏图,可现实中却不是这样。词人满腹诗书,却官小权微,难受重用,大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他不得不开解自己。“惟有汀边鸥鹭,不管人间兴废,一抹度青霄。”词人艳羡江边鸥鹭能够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飞翔,越飞越高,直飞到青霄之上,不管人间兴废。结尾两句由艳羡鸥鹭更进一步,词人想象自己能与鸥鹭同命,可以飞上天空,离开纷繁复杂的尘世,从侧面表现出词人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壮志难酬的忧闷。
全词融写景、怀古、抒情三者为一体,层次分明,语言纯熟,意境开阔,耐人寻味。
本诗是一首咏物诗。
这首诗它既没有刻意描摹柳絮的形态,也没有借柳絮抒写惜别伤春之情,而是以凝炼准确的语言,概括出柳絮最主要的特征,求神似而不重形似,简洁鲜明,富有风趣。
“无风才到地,有风还满空。”描写柳絮“似花还似非花”,极为纤细、轻灵,无风时慢悠悠地落到地面,一遇上风,那怕是和煦的微风,也会漫天飞舞起来。它的这种性状是很难描述的。薛陶说:“二月杨花轻复微”,并没说清是怎么个轻法。雍裕之从风和柳絮的关系上落笔,并对比了柳絮在“无风”和“有风”时两种不同的状态,只十个字,就将柳絮的特征给具体地描绘出来了,这不能不说是状物的高手。
“缘渠偏似雪”句则是写柳絮的颜色。柳絮不仅其轻飞乱舞之状象雪,而且其色也似雪。所以东晋谢道韫早就以柳絮喻雪花,赢得了“咏絮才”的美名。可见要描绘柳絮的颜色,还是以白雪为喻最为恰切。但如果仅指出其“偏似雪”,那就是重复前人早就用过的比喻,显得淡而无味,所以诗人紧接着补上第四句:“莫近鬓毛生”。这一笔补得出人意料,十分俏皮。自来人们多以霜雪喻白发,这里因为柳絮似雪,遂径以柳絮隐喻白发,这已不落窠臼;不仅如此,诗人又从咏物进而表现人的情思:人们总是希望青春永驻,华发迟生,而柳絮似雪,雪又象白发,所以尽管柳絮轻盈可爱,谁也不希望它粘上自己的头发。这一句在全诗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也可以说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又一格吧。
这首诗通篇无一字提及柳絮,但读完全诗,那又轻又白的柳絮,似乎就在我们眼前飞舞,它是那样具体,那样鲜明,似乎一伸手就可捉摸。全诗二十个字,如同一个精心编制的谜语。由于准确地道出了柳絮的特征,那谜底叫人一猜就着。于此可见诗人体察事物之细,艺术提炼功夫之深。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隐士多为思想家,从朱放的诗句里读者可以领悟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题竹林寺》中有着诗人对时间流逝,世事难料的伤怀。
竹林寺依旧有美丽的烟霞景观,但是岁月消磨人难免会有改变。美丽的依然美丽但欣赏的人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遗憾,而这遗憾是人力难以抗拒的。所以诗里用到了“促”这个字。因为这岁月的催促,诗人难以预料自己还有多少机会能来欣赏美丽的风景,所以用到了“更”这个字。前后的呼应用在这里很恰当,既加深了感情的表达力度又使全诗有了整体的美感,很紧凑不拖沓。可以说此诗的最长处不是对竹林寺烟霞的描绘,而是这种对感情的描绘方法。所谓的文章前后的一致性,其实就是这种前后呼应的写作方法,这样编辑文字的好处就是主题明确,言简意赅。当然这是一种逻辑应用,要真正做到还需对素材很好的运用。绝对不是前面有几个词在文章最后依然用几个词就行的,《题竹林寺》可以说是一个范例,读者多琢磨一下就会体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