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地香尘不断，最得意、输他五陵狂客。楚柳吴梅，无限眼边春色。鲛绡暗中寄与，待重寻、行云消息。乍醉醒，怕南楼、吹断晓笛。
卷地香尘不断，最得意、输他五陵狂客。楚柳吴梅，无限眼边春色。鲛绡暗中寄与，待重寻、行云消息。乍醉醒，怕南楼、吹断晓笛。
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诗为怀古而作，所以首先提出与公安县有历史关系的两个古人——吕蒙和刘备。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战争结束，“周瑜为南郡（汉置，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满刺州数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刘备“借剃州”不还，孙权便要用武力夺取，任其事者为吕蒙。吕蒙趁蜀将关羽伐魏之机，奇袭南郡。事后，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也治公安。这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早就过去了。如今只剩得“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营已不在，只有遗址，所以说是“野旷”；城在江边，所以说是“江深”。这是首联，是写“古”。
下面接着写景：“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这副颔联，上句写时，下句写地。这时正是冬天，夜长昼短，才见旭日东升，忽又夕阳西下，好象有人催着似的。“催”字用得好，极见作者炼字功夫。诗人这时正坐在江边的小船上，面对风急天高、波涛汹涌的景色，不禁感慨系之。“与云平”，极言浪高。杜诗《秋兴八首》之一有句云：“江间波浪兼天涌”。清人钱谦益笺注：“江间汹涌，则上接风云。”这也可以作为“波浪与云平”的注脚。颈联“洒落天臣契，飞腾战伐名”是承首联的：上句指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下句指吕蒙擒关羽的战功。首联说的是“古”，此联说的是“怀”，说古处接“景”（寒天、风浪），说怀处接“情”：所以尾联写出了“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两句。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中的情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思古之幽情”。刘备与诸葛亮的天臣关系，非同等闲。刘备三顾茅庐，孔明隆中决策。刘备临终时，托诸葛亮以后事。其次是“讽今之隐情”。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就是像吕蒙那样的名将，可惜他们不遇明主。唐代宗宠信鱼朝恩、程元振，李、郭同受其害。所以他们虽然都有“飞腾战伐”之名，仍然不能取得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诗人引以为恨的。由吊古伤今而托古讽今，这首诗的弦外之音是可以想见的。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