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这首诗采用的是白描手法。作者抓住急遽变化中的事物,恰当地表现出它们的变化。是诗人在诗歌创作初期所作的写景诗的代表,说明当时诗人已经具备了因物赋形的艺术功力。
诗的前四句描写的是荆州水路途中早晨在江上看山的图景。时令是冬季,诗人在初升的日光中,前望崖岸剥落的山岭,草木荒疏萧索,在日光的照射下,呈现出赤红的颜色。船不断地前进,诗人却没有感觉到船动,而只感觉到两岸的山在不断地移动。船下行,看到的山是上行。“如走马”,意思是山像马一样在走动,这里诗人是采用化静为动的写作手法,以反衬船速之快。同时也可见蜀中的山之多,因为蜀中的山连绵不断,“马”连成了群,一群一群地在自己眼前飞快地过去。船在加快速度前进,前面的山高低不齐,不成马形,后面的山却像受了惊的马群失去队形乱哄哄地奔跑。
诗的后四句描写所见山上道路以及环边小景。傍晚时分,前行途中,偶一回头,把目光转向盘旋曲折的山路上,看到在落日余晖之中,天空孤云飘荡,山上云气缭绕,加之山路上的行人,景色美妙如新成之画。而最后两句“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诗人正想举手和他说话,而船“如飞鸟”已驶过去了。记下了一刹那,又是一种境界。这里写了船动。由雄悍、廓大转入细徐,跌宕而有致。
在这首诗中诗人描摹的景物,既有立体感,又有动态感,画面鲜明。运用比喻,新鲜活泼,语言明快而自然,风格雄健。诗人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优美的自然景色的欣悦和向往之情。这首诗呈现了苏轼诗风的基调。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这首诗的开头写谢安泛海:“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谢安,字安石,是东晋政治家。四十才出仕,后来位至宰相。前秦符坚军南侵,江东大震,谢安派谢玄、谢石大破符坚军于淝水。他早年隐居东山(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曾经和友人一道泛海。李白常以谢安自许,希望能象他那样以过人的才智,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他写谢安泛海,取他从海上回来的那个场面:“独啸长风还。”抓住独啸和长风这两个典型细节,丝毫不加刻画,只用了五个字,而海上风正急,巨浪翻腾,谢安归来时具有慷慨的豪气的形象,就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李白对谢安是怀着崇敬的感情的。“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表现谢安的高超的风度和感情,并给予很高的赞扬。《世说新语》(卷三)对谢安的泛海有很生动的记载。“逸韵动海上”,使我们想起这本书中描写谢安在海上遇着风浪的光景:“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按:指谢安)神情方正,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悦,犹去不止。”当海上风起浪涌,谢安表现出来与人迥然不同的超逸豪放的凤度使海船上的人都为之感动。“高情出人间”,李白赞扬谢安的高尚的感情超出于人间之上。也使读者想起《世说新语》的记载:“既风转急,浪涌,诸人皆渲动不坐。公徐然曰:‘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还。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这两句对谢安早年隐居不仕,颇有所感触。“灵异可并迹”,隐喻以谢安之才,如能出仕,就可以取得很高的地位。可是朝廷屡次征召,他都不肯去。“澹然与世闲”,他是那样安静地过着闲散的生活,正如《中兴书》所说:“安先后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李白对谢安辞官不就,澹然隐居的态度,是很赞赏的,他自己就喜爱隐居的生活,他说过:“云游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
下面几句写游五松山:“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这是很平淡的叙述。五松山可能原来没有通用的山名,李白才向经历世变的高龄老人征询。从这两句诗看来,五松山不是山的本名,而是李白给他命的名。“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五松山上满山都是松树,显得很清幽。松树特别引人爱赏的是风中的松声。诗人用了四句描写五松山的松声,精工别致。
“萧飒听洞壑,终年风雨秋。”这是写风较小时的松声。“响入百泉去”,描写风较大时的松声。“听如三峡流”,是写风势很大或很急耐的松声。李白观察松声很细致深入,绘影绘声地显示在各种不同的风中的松声及其形态的特点,并传出它们的神态。
“剪竹扫天花,且从傲吏游”,纪述同游者。傲吏是傲岸,不驯的官吏,指常赞府。李白自己有反权贵、轻王侯的傲岸不屈的性格,常赞府在这方面大概也有相近之处。
“龙堂若可憩,吾当归精修”,龙堂精舍在五松山,精舍是学舍,集中生徒讲学之所。李白以当回龙堂精舍来精修学业结束全诗。这并非应酬之词,他非常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见到山中精舍很安静,舍外风景清幽,心里不觉兴起回来精修的念头。他年轻时候,曾在家乡的匡山读书,杜甫在怀念他的诗里也曾说:“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总的来说,这首诗为五松山纪游,诗写游山,先写风景,诗中“灵异”二字使五松胜境在诗中兀然而出,秀色可餐;后写心情,“逸韵”、“高情”、两组词让诗人对五松山的喜爱之情从诗行中流溢而出。使此诗在构章建篇上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