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词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深沉委婉的思绪，心灵的潜流，虽窄却深。高度的物质文明陶冶了文人细腻的感受，时代的阴影又使得有宋一代文学带上了哀怨的色彩，而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积淀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词作者命题和立意。所以，作为一代中兴名相的赵鼎，也将这首“春愁”词也写得婉约低回，那么此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词的上片写春梦醒来独自愁。“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这两句说的是，金炉中，香已冷，绣着鸳鸯的帐惟低垂着，一切都是那么闲雅，那么静谧，那么温馨。一个“嫩”字以通感的手法写出了余香之幽微，若有若无。但这种宁静而温馨的环境又似乎处处暗含着一种无可排解的孤独和感时伤怀的愁绪，这愁绪犹如那缕缕余香，捉摸不到，又排遣不去。
“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这说的是午梦醒来，愁绪不散，欲说梦境，又无人相慰相问。“恨”以“一枕”修饰，犹如用“一江”、“一舟”来修饰“愁”，化抽象为具体事物，组接无理而化合巧妙。梦中的追寻越是迫切，醒来的失望就越发浓重。至于这恨，所指到底是什么，词人没有讲明，也无须讲明，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无所不的闲愁闲恨，是一种泛化了的苦闷，这恨中蕴含的既有时代的忧郁，也有个人的愁绪。伤春愁春只是此词的表层含义，人生的喟叹，世事的忧虑，才是此词的深层含义。
下片以“消瘦休文”自比。沈约病中日益消瘦，以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故此后人常以“沈腰”来比喻消瘦。“顿觉春衫褪”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消瘦”的程度。“春衫裉”即春衫宽。这两句说的是衣服觉宽，人儿憔悴、苦涩之中有着执着。“顿”字以时间之短与衣衫之宽的对比突出消瘦之快，“顿”还有惊奇、感叹、无奈等复杂感情。
“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这三句以景作结，含不尽之意。这三句说的是清明已近，那闹春杏花已吹落殆尽，春色将老“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冷清的境界里，作者独立无语，不觉又是黄昏，顿感东风阵阵夹寒意。
清明时节多风雨，若再有风雨夜过园林，无多春色还能留几分呢？东风带来春雨，催开百花，然而东风又吹老园林，送走春色，所以宋人常有“东风恶”之语。“薄暮东风紧”写的是眼前之景，暗含的却是担忧明日春色将逝之情。一个“紧”字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既写出了东风紧吹的力度，又写出了作者“一任罗衣贴体寒”，守住春光不放的深情。
这首词属于婉约派词作，但婉而不弱，约而不晦。譬如词的结尾，写的是日暮花落之景。词人伤春惜花，守至日暮，依然不愿去，虽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惋叹之中又有着坚韧，婉约之中犹有筋骨。词的语言含蓄有味而通俗易懂，虽到口即消却耐人寻味。
这首词是作者为凭吊吴相国伍子胥之作，要理解这首词，先得了解一点史料，《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传》：
太宰嚭……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日：“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日：“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日：“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人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日：“胥山”。
伍子胥忠于吴国，到头来却被谗自刎，且被吴王夫差以牛皮袋子装了尸体扔到江里去。作者对伍员的忠心表示崇敬，对其遭遇表示同情，作者正以这种感情写此词，故读来不觉引起共鸣。
首句“长忆”两字，是潘阆十首《忆余杭》的共同开端，可称之为“定式”。首两句是说想起吴山上的伍子胥庙，其中“森森”两字含意很深。“森森”形容树木的茂盛。在古木参天的丛林中建立吴相庙，显示了伍子胥的高大形象，也表明了祠庙并不荒凉，因为千古以来，吴地人民一直对这位忠臣敬仰不已，故使庙中香火不绝。第三、四句揭露了吴王夫差的残暴，他把伍子胥的尸体扔到江中，使得江水也表示愤慨而激起汹涌的怒涛，即使经历了千百年，至今仍然保持着对夫差无比的憎恨。这两句用了“移情”的创作手法，把吴地人民的感情移给江水，让江水替他们表达，这样，词意就显得含蓄委婉，如果直接说“吴人愤慨如怒涛”，就真味同嚼蜡了。
下片第一二句是与上片的“忆”字相呼应。作者回忆起当年来吴山凭吊时的情景。在暮色苍茫之际，云雾笼罩着殿宇，聚在树上的乌鸦噪叫着，其气氛是悲凉的，也好像乌鸦在为吴相国鸣不平，云雾亦为之而悲伤。其实乌鸦与阴云，都是没有理智之物，这种“鸣不平”、“悲伤”皆由人的感情在支配，则此二句并非单纯的写景，而是寓情于景。结合第三句看，作者认为寒鸦和阴云能经常在祠庙周围“聚”“笼”，尚且知道安慰伍子胥的忠魂——这正是下句“灵”字的伏笔，而自己则自从凭吊过后再也没有重来拜谒，心里感到内疚（有负），这种在崇敬中带有一点抱歉的心情，在末句中予以畅快地宣泄，他说：“只有在这离相国遥远的地方，敬上满满的一杯酒”（遥奠酒盈卮），以表达式景仰之心。
潘阆的一生是不大得意的，他虽然承蒙宋太宗的恩赐，赏了一个“进士及第”，但不久就被追还了。后来又犯了违法之事逃亡到中条山，结果仍被逮捕坐牢，最后虽被赦免，也只当了滁州参军的小官。这些坎坷的遭遇，他的内心自然会感到压抑和苦闷，产生逃世的思想。潘阆十首《忆余杭》，有好几首是所谓“语带烟霞”，正是他内心痛苦的反映。潘阆也有很强的事业心，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无奈不幸的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摧毁了他的雄心壮志。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此词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原是诗人、词人的惯技，此词是借凭吊伍子胥的酒杯，来发泄自己的不平，那么，此词之吊伍子胥是虚，吊自己是实。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