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
《游天台山赋》是一篇记游之作。这篇赋不是将天台山作旁观、静止的描写,而是紧紧围绕一个“游”字,把自然景物贯穿起来,循着作者的游踪,景物不断变换。千姿百态的景色,也随着作者攀援的节奏步步展开,构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全赋辩致工巧,语句骈俪而无滞涩之病;加之想象丰富,波澜起伏,意奇语新,景物摹写更显得情采飞动,可谓有摇笔散珠,动墨横锦之妙。
赋前的小序交代创作此文的原因:一是天台山神秀妙绝,可是没有人在通常典籍中记载它;二是幻想寻仙,摆脱世俗,便永托此山。这个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作者对天台山有深厚的感情,开头便热情赞颂了天合山是山岳中的神秀奇异的山,它的地理位置绝妙,凡是人、神所设想的壮丽景象天台山均具备。只是它远、幽深,在常典中没有记载。
在对比中突出天台山的奇挺、峻极。
天台山在牵牛星照耀下的灵秀越地,根据比华山、泰山还坚厚,论高度比湖南九嶷出还要高。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天台山合于唐典配天的资格,堪称峻极。在肯定天台山奇特神秀之后,作者集中写它的两大奇景:赤城如同红霞一样立起一座标柱;白色的飞瀑在青山中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作者抓住天台山二奇的特征,一红一自,鲜明醒目。
步步深入,引人入胜。
于是作者拨开了茂密树丛中一条路,登上高峻危险的山峰,经过楢溪,斜行五界,跨过石桥,面临万丈深渊。踏着青苔,抓住栏杆,拉住长藤……作者一步步写来,条理清晰,突出进山之艰险,与前面“之者以路绝而莫晓”相呼应。一系列动词的运用,十分确切:“披、陟、济、落、跨、临、践,搏、揽、援”,给人以鲜明的动态美。渐进山弯,山路宽畅。里面一派令人舒畅的景象:鸾鸟翩翩起舞,凤鸟和鸣。在灵溪中洗一洗,清除胸中俗念,敞开五盍昏蒙。于是追赶伏羲、神农时代绝迹的轨道,踏着老子、老莱子的脚印,自己也可成仙得道了。舒适恬淡,真是神仙生活。
仙都神奇,华美自由,妙不胜言。
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仙都气势不凡,华美楼台高悬空中,令人目炫,红楼空明透亮建在树林里,美玉装成的殿堂闪闪发光。美丽的红云与窗棂相承接,白日灿烂照窝户。高雅、华丽、富裕,一派珠光宝气,充满着飘飘欲仙的仙境气氛。作者用重彩描绘周围环境,不凋的高大桂花树,清晨开放的灵芝草;树林中的芳香,沟渠中的清泉;仙树、仙草、仙水、仙果,还有仙人——王乔驾仙鹤飞翔,罗汉执锡杖腾空,何等自由。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入天台仙境,美妙无比。作者自己仿佛摆脱了尘世束缚,进入了神仙世界。作者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溶入景中。作者竭力宣扬道家玄妙之道,目的在于避世。寻仙觅道的虚幻思想,当然是消极的,这是欣赏这篇文章时应引起注意的。
整个游历过程,是由时代风尚而来,典型地反映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意趣。尽管其旨归不离“理过其,淡乎寡味”的清淡玄虚之理,但由于依托想象创作,化虚为实,神不离象,象以意成,使此赋不由得与流行的“玄言诗”模式相背离,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这种创作方式又为刘宋山水画家宗炳继承,为中国山水画、山水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美学风格的滥觞。
孟浩然写山水诗往往善于从大处落笔,描绘大自然的广阔图景。第一二两句就写得气势磅礴,格调雄浑。辽阔无边的太空,悬挂着一轮晕月,景色微带朦胧,预示着“天风”将要来临。“月晕而风”,这一点,“舟子”是特别敏感的。这就为第三句“挂席候明发”开辟了道路。第四句开始进入题意。虽然没有点明彭蠡湖,但“渺漫”这个双声词,已显示出烟波茫茫的湖面。
“中流席匡阜,势压九江雄”,进一步扣题。“匡阜”是庐山的别称。作者“席匡阜”是在“中流”,表明船在行进中,“势压九江雄”的“压”字,写出了庐山的巍峨高峻。“压”字之前,配以“势”字,颇有雄镇长江之滨,有意“压”住滔滔江流的雄伟气势。这不仅把静卧的庐山写活了,而且显得那样虎虎有生气。以下四句,紧扣题目的“望”字。浩渺大水,一叶扁舟,远望高山,却是一片“黛色”。这一“黛”字用得好。“黛”为青黑色,这既点出苍翠浓郁的山色,又暗示出凌晨的昏暗天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渐渐显露出鱼肚白。高耸的庐山,在“曙空”中,显得分外妩媚。天色渐晓,红日东升,庐山又是一番景象。崔巍的香炉峰,抹上一层日光,读者是不难想象其美丽的。而“瀑水喷成虹”的景象更使人赞叹不已。以虹为喻,不仅表现庐山瀑布之高,而且显示其色。飞流直下,旭日映照,烟水氤氲,色如雨后之虹,高悬天空,显得绚丽多彩。
这样秀丽的景色,本该使人流连忘返,然而,却勾起了作者的满腹心事。“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表明了作者早有超脱隐逸的思想。东晋高僧慧远,他本来是要到罗浮山去建寺弘道的,然而“及届浔阳,席庐峰清净,足以息心”,便毅然栖息东林。“追”“怀”二字,包含了作者对这两位摆脱世俗的隐士高僧是多么敬仰和爱戴;“我来限于役”以下四句,显露出作者之所以不能“息微躬”是因为“于役”,是因为他还要继续到长江下游江浙等省的广大地区去漫游,如今整个行程还不到一半,而一年的时间却将要完了。“淮海”、“星霜”这个对偶句,用时间与地域相对,极为工稳而自然,这就更突出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从而显示出作者急迫漫游的心情。这对“久欲追尚子”两句说来是一个转折,表现了隐逸与漫游的心理矛盾。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对以上四句又是一个转折。末两句暗寓出诗人不留在庐山,但将来还是要与“岩栖者”共同归隐的,表现出诗人对庐山的神往之情。
这虽是一首古诗,但对偶句相当多,工稳、自然而且声调优美。譬如“黯黮凝黛色,峥嵘当曙空”中的“黯黮”与“峥嵘”,都是叠韵词。不仅意义、词性、声调相对,连字形也相对了。《全唐诗》称孟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于此可席一斑。此诗结构极为紧密。由“月晕”而推测到“天风”,由“舟子”而写到“挂席”,坐船当是在水上,到“中流”遂席庐山。这种联系都是极为自然的。庐山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气势雄伟;由黎明到日出,才看到它的妩媚多姿、绚丽多彩。席庐山想到“尚子”和“远公”,然后写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顺理成章,句句相连,环环相扣,过渡自然,毫无跳跃的感觉。作者巧妙地把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思想的矛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结构之所以紧密的秘密所在。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