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表达相思和孤寂之情的词作。
整首词前五句都是写景，对那位夜来无眠的愁人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通过愁人的耳之所闻，心之所思，身之所感等细节的描写，勾画出他此时的孤寂与无聊意绪。
夏天的衣服想必是较为单薄的，而词人在内悲凉之中，似乎也忘记了更换衣物，就这样穿着单衣来到庭院中。此时此刻，词人唯觉得八中悄然黯淡，左右环顾，看红色的栏杆围绕四同，改言又止之下，只是叹了一句，心中这样的情怀不知有谁知道。纳兰调是含素的，而有时甚至略显晦涩。“心悄悄，红阑绕”，若是有人相伴，则不会到这样孤寂无期的境地， 即使失眠，也能同游庭院中，清设闲话，或仅仅是陪伴也好神。
最后一句写情，将词中所酝酿的愁怨一下子抒发出来，令人动容。
全词通篇都使用了词人最为擅长的白描手法，空灵自然，景情俱到，篇末点旨，但景情俱到。整首词显得格外空灵自然。在篇末，搁下一个或许已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将全词孤清寂寞意境推向了顶点。全词表达了词人相思孤寂的情怀。
此诗前两句发出昔人不可见而春草依旧的感慨；后两句诗人展开联想，转入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中，就春色芳草的点染来抒发怀古之情。全诗从芳草春色入笔，以景写情，结句不仅补足了句首之意，而且使诗意进入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奇妙境界之中。
自然的规律是严峻无情的，历史的法则是严峻无情的，曾不可一世的隋炀帝终被人民前进的激浪吞没。面对久已消沉的隋宫废殿遗墟，诗人在首句发出“君王不可见”的感慨，这既是对历史法则的深刻揭示，也同时深含着对暴君隋炀帝的鞭答。昔日豪华的楼台亭阁，现在只能看见茂盛的“芳草”在“旧宫”废墟中迎着春日疯长着，“芳草”是作者在诗中展示的最显著最明亮的可见物，这是紧扣诗题“春草宫”而来的，“芳草”二字不仅仅形象地展示出昔日“春草宫”今貌，而且也十分巧妙地把伤今怀古的主题自然顺畅地引入了自然的法规和历史的法则序列中。“春草宫”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废殿遗墟，但一年一度草木枯荣，春色依然浓烈地妆扮着这里。
而三四句中，“罗裙色”是从第二句中的“芳草”联想而引出来的，“芳草”在春色中的艳丽和花枝招展，自然使人想起昔日这里宫妃罗裙颜色，“犹带”从语法上来看，把“芳草”与“罗裙”进行了自然地承上启下式的连接，而更主要的是把读者的思路，从眼前所见之景物而一下子转入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中去，从诗意上紧紧地扣住了“怀古”的诗题，结句“青青向楚人”，又从历史的回顾中回到眼前“青青”的“芳草”，春回人间青青的芳草，随意根植生长在楚地，它的心意还是向着“楚人”的。昔日春草宫所在的江都古为东楚地，所以诗人把这里的人称为“楚人”，这自然是从“怀古”的角度，把笔锋扩展得很远，伸到历史的深层中去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自然历史前进的轨迹是向着人民心愿的。诗人在这里把“青青”的“芳草”拟人化，是为请出这里的自然景物作证，来阐明历史前进的严峻轨迹。
春草宫以春草命名，可见此地春色芳草之浓盛。此诗也正是从芳草春色入笔，就春色芳草的点染来抒发怀古之情。年年春意宛然，而惟不见当年的隋炀帝，结句不仅补足了句首之意，而且使诗意也进入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奇妙境界之中。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