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三句描绘荷花、荷叶，以红妆、翠盖来形容它们，以“拥”字衬托荷花之艳丽，以“翻”字刻画风吹荷叶的状态。时当盛夏，放眼眺望，但见水面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送林子方》）这里用一“暗”字说明其投影荫蔽了水边之地。
“波面”两句，以澄霞比喻荷花，陈与义《虞美人》词小序中描写荷花云：“行舟之前后如朝霞相映，望之不断也。”伊人亦结伴登上小舟，泛游于荷花中。采香，见范成大《吴郡志》卷八：“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这里就指采摘荷花。
“有人”四句，写饮酒游乐。欧阳修有《渔家傲》一首，是用民歌方式渲染出欢乐的情调，可以作为对比：“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 花气酒香清厮酿，花腮酒面红相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望，船头搁在沙滩上。”写民间少女以荷叶当酒盏，欢饮至脸庞和荷花一样，醉眠于船中而不知船已搁浅。在本词则仅以“水溅红裙”和“晚醉”来概括这游乐的场面，他们在舟中泼水相戏，溅湿了色如荷花的红裙，欢饮至于都有了醉意。不知不觉，已是夜幕降临，月儿初上，风清露凉，欢乐已随白昼消逝，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下片连接上文写分别以后，思念同舟赏荷的伊人。“两凝伫”，点出双方黯然难舍之情。伊人去后，唯余寂聊忧闷，耳中不闻遏云歌声，“娇姿”是指怀想中伊人默默无语的姿容，同时也关连到眼前“欲敛娇红向人语”的荷花。
“魂梦”两句，写西风乍起，想伊人别情无限，魂牵梦萦，心中良苦。这里亦暗指荷花红，莲心苦，“朝来又觉西风起。”“莲子与人长厮类。无好意。年年苦在中心里。”（欧阳修《渔家傲》）
结末四句。以“遥想”两字，设想伊人此时亦正为相思所苦，她漫步水滨，双眉微蹙，宛如凌波仙子，纵然相隔云山万叠，自己亦能领会她的柔情。但她那优雅的仪态和轻盈的步履，犹如四周嫣然摇动的荷花，“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姜夔《念奴娇》）两者如今都无由得见，这种清幽的境界，亦只好让水际沙边的鸥鹭去领略了。
首三句描绘荷花、荷叶，以红妆、翠盖来形容它们，以“拥”字衬托荷花之艳丽，以“翻”字刻画风吹荷叶的状态。时当盛夏，放眼眺望，但见水面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送林子方》）这里用一“暗”字说明其投影荫蔽了水边之地。
“波面”两句，以澄霞比喻荷花，陈与义《虞美人》词小序中描写荷花云：“行舟之前后如朝霞相映，望之不断也。”伊人亦结伴登上小舟，泛游于荷花中。采香，见范成大《吴郡志》卷八：“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这里就指采摘荷花。
“有人”四句，写饮酒游乐。欧阳修有《渔家傲》一首，是用民歌方式渲染出欢乐的情调，可以作为对比：“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 花气酒香清厮酿，花腮酒面红相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望，船头搁在沙滩上。”写民间少女以荷叶当酒盏，欢饮至脸庞和荷花一样，醉眠于船中而不知船已搁浅。在本词则仅以“水溅红裙”和“晚醉”来概括这游乐的场面，他们在舟中泼水相戏，溅湿了色如荷花的红裙，欢饮至于都有了醉意。不知不觉，已是夜幕降临，月儿初上，风清露凉，欢乐已随白昼消逝，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下片连接上文写分别以后，思念同舟赏荷的伊人。“两凝伫”，点出双方黯然难舍之情。伊人去后，唯余寂聊忧闷，耳中不闻遏云歌声，“娇姿”是指怀想中伊人默默无语的姿容，同时也关连到眼前“欲敛娇红向人语”的荷花。
“魂梦”两句，写西风乍起，想伊人别情无限，魂牵梦萦，心中良苦。这里亦暗指荷花红，莲心苦，“朝来又觉西风起。”“莲子与人长厮类。无好意。年年苦在中心里。”（欧阳修《渔家傲》）
结末四句。以“遥想”两字，设想伊人此时亦正为相思所苦，她漫步水滨，双眉微蹙，宛如凌波仙子，纵然相隔云山万叠，自己亦能领会她的柔情。但她那优雅的仪态和轻盈的步履，犹如四周嫣然摇动的荷花，“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姜夔《念奴娇》）两者如今都无由得见，这种清幽的境界，亦只好让水际沙边的鸥鹭去领略了。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作者十年浪迹江南，不受拘束的生活。漫长的生涯中，诗人只突出了一个“自献自为酬”的场面。两个“自”字，把他那种自斟自饮，自得其乐，独往独来，不受拘束，飘然于绳检之外的神态勾画出来了。这神态貌似潇洒自得，实际上隐约地透露出不合时宜的愤世之感。
诗的后两句正面写到“念昔游”的“游”字上，但是并没有具体描写江南的景色。“秋山春雨”只是对江南景色一般的概括性的勾勒，然而爽朗的秋山和连绵的春雨也颇富于江南景致的特征。“春”、“秋”二字连用，同前面的“十载”相呼应，暗示出飘泊江南时日之久。诗人寄情山水，徜徉在旖旎风光之中，兴会所致，不免吟诗遣兴。写游踪又突出江南的寺院，正如作者在《江南春绝句》中所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风光尤胜之故。“倚楼”关切吟诗。“倚遍江南寺寺楼”，并烘托出游历的地域之广，也即是时间之长，又回应开头“十载”。
诗人到处游山玩水，看来似乎悠然自在，内心却十分苦闷。这首忆昔诗，重点不在追述游历之地的景致，而是借此抒发内心的情绪。愈是把自己写得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而且是年复一年，无处不去，就愈显示出他的百无聊赖和无可奈何。诗中没有一处正面发泄牢骚，而又处处让读者感到有一股怨气，妙就妙在这“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上面。
第二首诗在《会稽掇英总集》中在《宿云门寺》。此诗记叙作者游云门寺的经历。不是云门寺外的猛雨，杜牧待不住，不会宿寺过夜的，大约在近侍郊宫的时候，也逢见过大雨，就联想到羽林军士又直又长又亮的矛枪。
第三首诗开门见山，提到李白在水西寺题诗一事。李白《游水西简郑明府》诗中云：“清湍鸣回溪，绿竹绕飞阁；凉风日潇洒，幽客时憩泊”，描写了这一山寺佳境。杜牧将此佳境凝炼为“古木回岩楼阁风”，正抓住了水西寺的特点：横跨两山的建筑，用阁道相连，四周皆是苍翠的古树、绿竹，凌空的楼阁之中，山风习习。多么美妙的风光！
李白一生坎坷蹭蹬，长期浪迹江湖，寄情山水。杜牧此时不但与李白的境遇相仿，而且心绪也有些相似。李白身临佳境曰“幽客时憩泊”；杜牧面对胜景曰“半醒半醉游三日”，都是想把政治上失意后的苦闷消释在可以令人忘忧的美景之中。三、四句合起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在蒙蒙的雨雾中，山花盛开，红白相间，幽香扑鼻；似醉若醒的诗人，漫步在这一带有浓烈的自然野趣的景色之中，显得多么陶然自得。
此诗二、四两句写景既雄峻清爽，又纤丽典雅。诗人是完全沉醉在这如画的山景里了吗？还是借大自然的景致来荡涤自己胸中之块垒呢？也许两者都有，不必强解。
此词通过描写园圃中优美的夏景来寄寓思乡之情，写景极为细腻生动，抒情自然而深挚，章法也很绝妙。
上片通过由远及近，由边缘渐至中心的方式描摹盛夏景色，勾勒出中山县圃姑射亭的环境。作者采用绿色作为主要的基调，然后在用暖色加以点缀，使用视觉和听觉，大大增强了对景色的主题感受。
“新篁摇动翠葆，曲径通深窈。”碧色的竹叶和幽径蜿蜒的小径，给人清爽舒适的感觉。夏日微风吹来，新篁摇曳，翠盖亦随之晃动，似觉凉生几席。作者善于观察，此处选择了一些最能反映夏季生活特点的典型景物，如新篁，只有夏季才有，秋冬的竹子不能叫新篁。
“夏果收新脆，金丸落，惊飞鸟。”夏季果实丰收，“新脆”二字最富妙用，一个“脆”字，概括了脆丰硕果实的赞叹，好像尝到了新鲜脆嫩的果实，似觉果香四溢，齿颊留芳。“金丸落，惊飞鸟”，化用了李白诗句“金丸落飞鸟”（《少年子》），运用如“金丸”色彩斑斓的词，令人目不暇接，此处金丸比喻夏果。
“浓翠迷岸草。”接着，作者目光转移到池塘。作者运用了最能唤起读者审美情趣的色彩美。夏季草木繁茂，江南大地成了绿色的海洋，眼前夏景，色彩斑斓，更富于迷人的魅力，令人神往。
“蛙声闹，骤雨鸣池沼。”郁郁葱葱的岸草，喧闹的蛙声，这些夏日里才有的典型事物被集中在一起来表现田园的生活，别有一番情趣。浓翠，形容岸草，比直接写青草富于美感。着一“迷”字，就涂上了词人的主观感情色彩，赋予了青草以迷人的吸引力。尤其是对池蛙的生动描绘，骤雨前那种湿润的、带着泥土芳香的气味。如见其景，如闻其声。作者通过绘画布局手法，使盛夏景色的安排各得其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美的境界。
下片由写景到抒景。“水亭小。”周围环境描写缩小到词人具体住处，一座小小的临水亭院，水亭，亦即姑射亭。为本篇的主景。
“浮萍破处，帘花檐影颠倒”，这句化用杜甫诗“灯前细雨檐花落”。其实在杜甫之前，还有人用过“檐花”。丘迟诗“共取落檐花”，何逊诗“檐花落枕前”，李白诗“檐花落酒中”，李暇诗“檐花照月莺对栖”，都用了“檐花”，各人所写自不相同，不能尽合。周邦彦用“檐花”加上“帘影”只是化用前人诗句描写他所居亭院的幽美、闲静。与前所写环境之幽美互相组合，协调一致，更增进了环境的整体美。没有必要和杜甫所写的“檐花”用意相合。所以《野客丛书》不同意《苕溪渔隐丛话》的意见：“详味周用‘檐花’二字，于理无碍，渔隐谓与少陵出处不合，殆胶于所见乎！大抵词人用事圆转，不在深泥出处，其组合之工，出于一时自然之趣。”
“纶巾羽扇，困卧北窗清晓”，由周围环境写到住所，由住所写到住所中的主人。从远到近，由大到小，范围逐步收缩，最后集中到人，足见其层次结构之谨严。“困卧”二字正与“水亭小”相呼应，表示他此时虽在避暑，但心情并不愉快。他有一首《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下片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时眠。”这与《隔浦莲近拍》是同在溧水夏天写的。可见他在溧水任上心情苦闷，情绪消沉，有如社燕飘流之感。因此，他也和古代许多士大夫文人一样，在仕途不得意时，总是想归故乡。
“屏里吴山梦自到。惊觉，依然身在江表。”作者从“卧”字起笔因屏上所画吴山而联想到故乡山水，不觉在“困卧”中梦游故乡。直到写到梦醒后，“依然身在江表。”一笔刹住不再往下说，他那失望、惆怅的心情，可以思而得之了。
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东鲁（今山东）的儒生。鲁地有儒者虽皓首穷经，却死守章句，不懂经邦治国之策。李白自视有“经济之才”、“王霸大略”，或曾受到某“鲁儒”的轻视和嘲笑，故以此诗反讥之。
开头四句说，那些白发苍苍的“鲁叟”们，言必称“五经”，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将《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儒家圣贤之书的章句背得滚瓜烂熟，学问可算是很大了。但是，假如向他们请教一下经国济世的方略，就如坠烟雾，茫然不知所对。这里将鲁儒的精通经书和不谙时务相对比，揭示了他们的无能本质。
然而，标志着儒生身分的仪容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诗人接着以漫画笔法，活灵活现地描摹了鲁儒们迂腐可笑的举止：他们脚下穿着文饰考究的远游履，头上戴着平整端重的方山巾，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上了大路，宽大的襟袖拖在地上，步子还未迈动，先扬起了一片尘土。鲁儒们故做庄严的神态与其实际上给人的滑稽感构成的对比，产生出一种喜剧效果；同时，鲁儒们外表的矜持与其内里的无能构成的对比，又更加突现了他们的迂阔。
诗末六句，是诗人对鲁儒的评论，并且将自己摆进去与鲁儒加以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表达自己的积极用世思想。诗中采用了以古喻今的写法：当年秦始皇曾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天下的《诗》《书》等儒家之书，谁敢违抗，就施以黥刑，并被罚去筑城。当时，那些褒衣博带的儒生确是吃了苦头。李白对鲁儒们说：正像秦代那些儒生们的可悲遭遇一样，你们这些人断然得不到朝廷的器重；我虽然也崇奉儒学，但却要效法叔孙通，干一番辅弼朝廷的事业，绝不与你们为伍。你们既然对时务一窍不通，那么，就请回到老家的汶水边上种田去吧！结尾二句的嘲讽是极其辛辣的，令人如见鲁儒们的窘态，和李白飞扬跋扈的神情，也感受到了他的宏伟理想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