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律，通过诗人望中的见闻，写深秋拂晓的长安景色和羁旅思归的心情。
首联总揽长安全景。在一个深秋的拂晓，诗人凭高而望，眼前凄冷清凉的云雾缓缓飘游，全城的宫观楼阁都在脚下浮动，景象迷蒙而壮阔。诗中“凄清”二字，既属客观，亦属主观，秋意的清冷，实衬心境的凄凉。正是这两个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颔联写仰观。“残星几点”是目见，“长笛一声”是耳闻：“雁横塞”取动势，“人倚楼”取静态。景物描写见闻动静的安排，颇见匠心。寥落的残星，南归的雁阵，这是秋夜将晓时天空中最具特征的景象；高楼笛声又为之作了饶有情韵的烘托。这两句是说：晨曦初见，西半天上还留有几点残余的星光，北方空中又飞来一行避寒的秋雁。诗人的注意力正被这景象所吸引，忽闻一声长笛悠然传来，寻声望去，在那远处高高的楼头，依稀可见有人背倚栏杆吹奏横笛。笛声那样悠扬，那样哀婉：是在喟叹人生如晨星之易逝，还是因见归雁而思乡里、怀远人？吹笛人，你只管在抒写自己内心的衷曲，却可曾想到你的笛音竟这样地使闻者黯然神伤吗？这一联是赵嘏的名句。据《唐诗纪事》卷五十六记载，诗人杜牧对此赞叹不已，因称赵嘏为“赵倚楼”。杜牧如此激赏，恐怕就是由于它选景典型、韵味清远的缘故。
颈联写俯察。夜色褪尽，晨光大明，眼前景色已是历历可辨：竹篱旁边紫艳的菊花，一丛丛似开未开，仪态十分闲雅静穆；水塘里面的莲花，一朵朵红衣脱落，只留下枯荷败叶，满面愁容。紫菊半开，红莲凋谢，正是深秋时令的花事；以“静”赋菊，以“愁”状莲，都是移情于物，拟物作人，不仅形象传神，而且含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这与李清照《声声慢》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借菊之憔悴写人的愁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目睹眼前这憔悴含愁的枯荷，追思往日那红艳满塘的莲花，使人不禁会生出红颜易老、好景无常的伤感；而篱畔静穆闲雅的紫菊，俨然一派君子之风，更令人忆起“采菊东篱下”的陶靖节，油然而起归隐三径之心──写菊而冠以“篱”字，取意就在于此。
上面三联所写清晨的长安城中远远近近的秋色，无不触发着诗人孤寂怅惘的愁思；末联则抒写胸怀，表示诗人毅然归去的决心。诗人说：家乡鲈鱼的风味此时正美，我不回去享用，却囚徒也似的留在这是非之地的京城，所为何来！“鲈鱼正美”，用西晋张翰事，表示故园之情和退隐之思；下句用春秋锺仪事，“戴南冠学楚囚”而曰“空”，是痛言自己留居长安之无谓与归隐之不宜迟。
诗中的景物不仅有广狭、远近、高低之分，而且体现了天色随时间推移由暗而明的变化。特别是颔颈两联的写景，将典型景物与特定的心情结合起来，景语即是情语。雁阵和菊花，本是深秋季节的寻常景物，南归之雁、东篱之菊又和思乡归隐的情绪，形影相随，诗人将这些形象入诗，意在给人以丰富的暗示；加之以拂曙凄清气氛的渲染，高楼笛韵的烘托，思归典故的运用，使得全诗意境深远而和谐，风格峻峭而清新。
李颀最著名的诗有三类，一是送别诗，二是边塞诗，三是音乐诗。李颀有三首涉及音乐的诗。一首写琴（《琴歌》），以动静二字为主，全从背景着笔；一首写胡笳（《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以两宾托出一主，正写胡笳；这一首写觱篥，以赏音为全诗筋脊，正面着墨。三首诗的机轴，极容易相同，诗人却写得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妙。这首诗的转韵尤为巧妙，全诗共十八句，根据诗情的发展，变换了七个不同的韵脚，声韵意境，相得益彰。
“南山截竹为觱篥”，先点出乐器的原材料，“此乐本自龟兹出”说明乐器的出处。两句从来源写起，用笔质朴无华、选用入声韵，与琴歌、胡笳歌起笔相同，这是李颀的特点，写音乐的诗，总是以板鼓开场。接下来转入低微的四支韵，写觱篥的流传，吹奏者及其音乐效果，“流传汉地曲转奇，凉龟胡人（指安万善）为我吹，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写出乐曲美妙动听，有很强的感染力量，人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下文忽然提高音节，用高而沉的上声韵一转，说人们只懂得一般地听听而不能欣赏乐声的美妙，以致于安万善所奏觱篥仍然不免寥落之感，独来独往于暴风之中。“长飙风中自来往”这一句中的“自”字，着力尤重。行文至此，忽然咽住不说下去，而转入流利的十一尤韵描摹觱篥的各种声音了。觱篥之声，有的如寒风吹树，飕飗作声；树中又分阔叶落叶的枯桑，细叶长绿的老柏，其声自有区别，用笔极细。有的如凤生九子，各发雏音，有的如龙吟，有的如虎啸，有的还如百道飞泉和秋天的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四句正面描摹变化多端的觱篥之声。接下来仍以生动形象的比拟来写变调。先一变沉着，后一变热闹。沉着的以《渔阳掺》鼓来相比，恍如沙尘满天，云黄日暗，用的是往下咽的声音；热闹的以《杨柳枝》曲来相比，恍如春日皇家的上林苑中，百花齐放，用的是生气盎然的十一真韵。接着，诗人忽然从声音的陶醉之中，回到了现实世界。杨柳繁花是青春景象，而此时却不是这个季节。“岁夜”二字点出这时正是除夕，而且不是做梦，清清楚楚是在明烛高堂，于是诗人产生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想法：尽情地欣赏罢。“美酒一杯声一曲”，写出诗人对音乐的喜爱，与上文伏笔“世人解听不解赏”一句呼应，显出诗人与“世人”的不同，于是安万善就不必有长飙风中踽踽凉凉自来往的感慨了。由于末了这两句话是写“汲汲顾影，惟日不足”的心情，所以又选用了短促的入声韵，仍以板鼓收场，前后相应，见出诗人的着意安排。
这首诗与作者另外两首写音乐的诗（《琴歌》《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最不一样的地方，除了转韵频繁以外，主要的还是在末两句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琴歌》中诗人只是淡淡地指出了别人的云山千里，奉使清淮，自己并未动情；《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中诗人也只是劝房给事脱略功名，并未触及自己。这一首却不同了。时间是除夕，堂上是明烛高烧，诗人是在守岁，一年将尽夜，不能不起韶光易逝、岁月蹉跎之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想排遣这愁绪，只有“美酒一杯声一曲”，正是“对此茫茫，不觉百感交集”之际，无可奈何之一法。这一意境是前二首中所没有的，诗人只用十四个字在最后略略一提，随即放下，其用意之隐，用笔之含茹，也是前两首中所没有的。
后来李商隐曾有“一杯歌一曲，不觉夕阳迟”之句，北宋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词中也有“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之句，取材与用字，都和李颀这两句相同。但同一惘惘不堪之情，李颀以高华的字面，挺健的句法暗表；李商隐则以舒徐的态度，感慨的口气微吟；晏殊则以委婉的情致，摇曳的风调细说。风格不同，却有一脉相通之处，可见李颀沾泽之远。
此词表面上是写作者因没有水垢而受到擦背人的重揩而不满，实质是比喻自己秉性高洁，受贬是蒙冤的。全词关键是佛家术语“无垢”，比喻一切本来清净，虽意出禅偈，形象不甚优美，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
此词小序有两层意思：一是写这首词的起因，二是对于词牌“如梦令”来历的介绍。词的正文反映的是：申辩、不满和请求。
此词字面上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一，作者强调自身是洁净的，没有污垢；二，自身洁净的人还是被人动手除垢；三，擦背去垢的人，出手太重；四，表达不满和请求：对身体洁净的人不该出此重手。
事实上，苏轼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喜欢经常洗浴，而这经常洗浴就不只是为了除垢了，而是为了健康身体和愉悦心情，这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次在泗州的公共浴池里遇到了一个擦背特别用力的人，把他的身体弄痛了，他就戏言地表达了不满，而且还讲了理由。这样的生活趣事，作者随后开玩笑似地写成了词。在深层表达上，这样写的结果，超出了这件事情的本来意思，丰富了内涵，隐含了自己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对于一个蒙冤受贬、被当事者欲置之死地，而皇帝让调离这个贬地的文人来说，一个“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的人，一个正在被皇帝起用的过渡期的人，显然不仅仅是写这次洗浴。此词明显有这样的意思：不该对身体洁净的人重手去垢，是没有必要的、可笑的。这自然引人联想到苏轼蒙冤贬往黄州的情景、联想到古今社会上的人生。这些都不只是一次洗浴、一次简单的戏作所能解释得了的。而这些，也是词人“戏作”的丰富内涵中的重要一面。
此词关键在于“无垢”二字，是佛家常用术语，比喻一切本来清净。一般以词说法，了无余蕴。而此词虽意出禅偈，形象不优美，亦无甚诗意，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