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始两句:“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写冬去春来,但仍春寒料峭,那种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远未出现。看不到一点可以驻足观赏的春天景象,诗人也只好在长堤上信马闲行,颇为无奈地消磨时光。但春天
《魏王堤》诗意图 不可能没有一点踪影,细心而敏感的诗人突然发现了春已到来的迹象,那就是长堤两旁的弱柳,已嫩枝轻拂,给人间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全篇诗意来看,这首小诗可以说是一首寻春、觅春诗;在春天来临之前,诗人已动春思,来到魏王堤觅春、寻春。这时虽仍然寒锁大地,不见花影,未闻鸟声,但从已变得柔嫩的柳枝上,看到了春的踪影。诗中用“懒发”、“慵啼”来形容花、鸟,以“无力”描写柳条,都给人一种娇不胜寒的感觉,但春既已萌动,毕竟是锁不住的,“何处未春先有思?”“先有思”,就是说,春天已在不易察觉中迈出了她的脚步,一个姹紫千红的繁华春日,就要来临了。凭着诗人的敏感,在本无春景可写的记游中,却染上了令人鼓舞的春意。“诗以奇趣为宗”(东坡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实际也未必尽然。白居易诗惯以平淡语写日常平淡事,但凭着诗人的情怀和敏感,写得别有意趣,令人喜读,这首小诗正是一例。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这是《诗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此篇的“肇禋”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
“雨里鸡鸣一两家”。诗一开头就透出山村风味,这首先是从鸡声来的。“鸡鸣桑树颠”是村居特征之一,在雨天,晦明交 替似的天色,会诱得“鸡鸣不已”。倘如是平原大川,村落不会很小,一鸡打鸣往往会引起群鸡合唱(“群鸡正乱叫”)。然而山村就不同了,地形使得居民分散,即使有村,人户也不多。“鸡鸣一两家”,恰好是山村的特点,传出山村的感觉。
“竹溪村路板桥斜”。如果说首句已显出山村之幽,那么,次句就通过“曲径通幽”的描写,显出山村之深来;并让读者随着诗句的引导,体验一下款步山行的味道。雨看来不大(后文有“浴蚕”之事),沿着那斗折蛇行的小路,不觉来到一座小桥。这桥,不是那种气势如虹的江 桥,甚至也不是精心构筑的石梁,而是山里人随意用拖来的木板搭成的“板桥”。山民尚简,山溪不大,原不必铺张。从美的角度看,这“竹溪村路”中也只有横斜这样的板桥,才叫自然天成呢。
第三句中,“雨过山村”四字,至此全都有了。诗人转而写到农事:“妇姑相唤浴蚕去”。“浴蚕”,指古时用盐水选蚕种。据《周礼》“禁原蚕”注引《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二月)则浴其种。”于此可见这是在仲春时分。在这淳朴的山村里,妇姑相唤而行,显得多么亲切,作为同一家庭的成员,关系多么和睦,她们彼此招呼,似乎不肯落在他家之后。“相唤浴蚕”的时节,也必有“相唤牛耕”之事,只举一端,不难概见其余。那优美的雨景中添一对“妇姑”,似比着一双兄弟更有诗意。
第四句中,田家少闲月,冒雨浴蚕,就把倍忙时节的农家气氛表现得更加够味。但诗人存心要锦上添花,挥洒妙笔写下最后一句:“闲看中庭栀子花”。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个人“闲着”,但他偏不正面说,却要从背面、侧面落笔。用“闲”衬忙,通过栀子花之“闲”衬托人们都十分忙碌的情景,兴味尤饶。同时诗人做入“栀子花”,又丰富饱满了诗意。雨浥栀子冉冉香,意象够美的。此外,须知此花一名“同心花”,诗中向来用作爱之象征,故少女少妇很喜采撷这种素色的花朵。此诗写栀子花无人采,主要在于表明春深农忙,似无关“同心”之意。但这恰从另一面说明,农忙时节没有谈情说爱的“闲”功夫,所以那花的这层意义便给忘记了。这含蓄不发的结尾,实在妙机横溢,摇曳生姿。前人曾这样来评论这首诗的末句:“心思之巧,词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诗人处处扣住山村特色,尤其是劳动生活情事来写,从景到人,再从人到境,都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其新鲜活跳的语言,清新优美的意象,更使人百读不厌。这诚如前人所说:“心思之巧,辞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施肩吾有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儿,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如:“姊妹无多兄弟少,举家钟爱年最小。有时绕树山雀飞,贪看不待画眉了。”(《效古词》)而这首《幼女词》更是含蓄兼风趣的妙品。
诗一开始就着力写幼女之“幼”,先就年龄说,“才六岁”,说“才”不说“已”,意谓还小着呢。再就智力说,尚“未知巧与拙”。这话除表明“幼”外,更有多重意味。表面是说她分不清什么是“巧”、什么是“拙”这类较为抽象的概念;其实,也意味着因幼稚不免常常弄“巧”成“拙”,比方说,会干出“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左思),“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杜甫)一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此外,这里提“巧拙”实偏义于“巧”,暗关末句“拜新月”事。读者一当把二者联系起来,就意会这是在七夕,如同目睹如此动人的“乞巧”场面:“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林杰《乞巧》)诗中并没有对人物往事及活动场景作任何叙写,由于巧下一字,就令人想象无穷,收到含蓄之效。
前两句刻划女孩的幼稚之后,末二句就集中于一件情事。时间是七夕,因前面已由“巧”字作了暗示,三句只简作一“夜”字。地点是“堂前”,这是能见“新月”的地方。小女孩干什么呢?她既未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也不向大人索瓜果,却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拜新月”呢。读到这里,令人忍俊不禁。“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的少女拜月,意在乞巧,而这位“才六岁”的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拜月,是“不知巧”而乞之,“与‘细语人不闻’(李端《拜新月》)情事各别”(沈德潜语)啊。尽管作者叙述的语气客观,但“学人”二字传达的语义却是揶揄的。小女孩拜月,形式是成年的,内容却是幼稚的,这形成一个冲突,幽默滑稽之感即由此产生。小女孩越是弄“巧”学人,便越发不能藏“拙”。这个“小大人”的形象既逗人而有趣,又纯真而可爱。
这类以歌颂童真为主题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晋左思《娇女诗》,那首五古用铺张的笔墨描写了两个小女孩种种天真情事,颇能穷形尽态。而五绝容不得铺叙。如果把左诗比作画中工笔,则此诗就是画中写意,它删繁就简,削多成一,集中笔墨,只就一件情事写来,以概见幼女的全部天真,甚而勾画出了一幅笔致幽默、妙趣横生的风俗小品画,显示出作者白描手段的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