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咏西施的诗,或将她视为以色媚主,使吴王招致亡国杀身之祸的“尤物”,或将她视为灭吴的第一功臣。这首诗却别出新意,揭露了统治者擅权负义的丑恶行径,称颂了西施的远见卓识。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范蠡用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吴王放越王回国,并使吴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得以灭吴,重建霸业。
首句“计已行”三字,肯定了这一策略已获成功。毫无疑问,西施在实现“霸越亡吴”的谋略方面功不可没,越国对她本该论功行赏。
第二句诗也肯定了西施的功绩,同时又故意设问启人深思:她究竟该得到何种奖赏呢?这一问,使诗显出了曲折,也在读者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第三、四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点了题。“西施为越苎萝村西鬻薪之女”,传说勾践携西施归越后,越王夫人暗中派人将她沉尸江底,一说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诗人更相信后说。为什么呢?“西施亦有弓藏惧”一句,可谓独具慧眼,一语破的。“亦有”与下句的“不独”互文对照,更说明在诗人看来,西施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当她牺牲自身拯救了沦亡的祖国后,必然会像范蠡一样具有先见之明,洞察越王的奸恶,也必然会怀着与范蠡 一样的“弓藏惧”作出变名易姓、浪迹江湖的抉择,以免功高震主,成为统治者权力私欲的受害者。这首诗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女人误国的“祸水”观,史识深刻,感慨深婉,行文曲折,体现出“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赵翼)的艺术特色。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