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贺铸是词坛上一位怪杰，其生活际遇，其艺术风格，其内心世界都是复杂而多彩的。他有许多词都是写骚情艳思的，但这首《阳羡歌》却透露着隐逸之情，充满了沉郁悲愤之气。
宜兴，古称阳羡。贺铸晚年寓居苏州，杭州，常州一带，常常往来于宜兴等地，此篇想是晚年的作品。
上片写景为主，开首两句写山川秀丽。据地方志所载，阳羡境内有芙蓉山，罨画溪。罨画，原指彩画，以此名溪，想是此处风景美丽如画。这里不言“芙蓉山高，罨画溪明，”而颠倒为“山秀芙蓉，溪明罨画。”这就使得“芙蓉”、“罨画”均一语双关。它们既是地名，又是形容词修饰语，写山川如芙蓉如彩画般的美丽可人。“真游”一句写溶洞之美。“真游洞”即仙游洞之意；真，即仙。阳羡有张公洞，相传汉代天师张道陵曾修行于此。洞中鬼斧神工，天造地设，美丽非凡。面对青山，碧水，沧波……，于是有感而发，转而写人。“临风”二句用周处之典。周处，阳羡人，少孤，横行乡里，乡人把他和南山虎、长桥蛟合称三害。有人劝周处杀虎斩蛟，实际上是希望三害只剩下一种。周处上山杀虎，入水斩蛟，回来后知道原来乡人憎恶自己，于是翻然改过。后来在文学作品中常以斩蛟比喻勇敢行为。唐刘禹锡《壮士行》诗有句云：“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贺铸“临风”二句既有对周处的赞美，又有自己功业未就的感慨。“慨想”二字传导出的感情是复杂的。
下片抒怀与“慨想”暗脉相通。组，印绶，即丝织的带子，古代用来佩印。“解组”，即辞去官职。“投簪”，丢下固冠用的簪子，也比喻弃官。“解组”三句是说自己辞官归隐，终日与渔人樵夫为伍，黄鸡白酒，作个买田置屋的田舍翁。结处以陈登自比。据《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记载，东汉人，陈登，字元龙。许汜见陈登，陈登自己睡大床，而让许汜睡下床。后刘备与许汜论天下英雄时，许汜说：“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责难许汜没有济世忧民之心，只知求田问舍，为个人打算。并且说，要是我的话，我要自己睡到百尺楼上，让你许汜睡在地上。此处贺铸借陈登说自己已不再有年青时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耳边也不再有功名利禄之语。这结句实则是反语，是壮志难酬的激愤之语。
这首词虽有山明水秀，虽有求田问舍，骨子里仍是沉郁一格。
这首词是屈大均寄居西北时所作。时值深秋，词人见到南飞的大雁，兴起离乡背井、客居异地的落拓愁苦之思，同时也借此暗寓世间风波青恶，清人入主中原之后，自己作为前朝遗民的黯淡心理。
词从描摹塞外秋色人手：风沙迷目，蓬草飞转，令人神丧。古人有“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之句，这里以沙蓬的飘飞极言风沙弥漫、满目凄凉。由此又感叹青青柳色已不复可见，节序到了一年最令人感伤的时候。词人问南去的鸿雁，何时飞归北地，从而逗出“送雁”的主题。龙庭，本指古代匈奴的王庭，此泛指西北边陲。“青有”三句从雁推开去，复写景物：北方的秋天已十分寒冷，雪花飞舞，故云“无边烟雪”;大风时作，象是有意要吹送鸿雁度越长城，南归水泽。这里紧扣归雁而真实地描绘出北地秋光，然于景物中已逗出道途险恶、南归不易的消息。“向并门”四句则由雁而带出人。“白首牧羝人”云云本用汉苏武典，苏武出使匈奴，被留滞十九年，牧羊海上，白首始归，及其归时，曾与投降匈奴之汉将李陵握别，世传“携手上河梁”诸诗就是苏李的赠答之作。这里屈大均显然以苏武自况，以此借喻自己天涯漂泊的身世和忠于前朝、不屈不挠的精神。屈大均间关万里来到西北，本有谋图组织抗清力量的期望，青与当时顾炎武等人的西北之行目的相同。然而不久他便感到事与愿违，复明的希望终成泡影，清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故他于诗中再三表现了自己的失望和悲伤：“未有英雄羽化期，茫茫一剑报恩迟”(《塞上感怀》);“平生壮志成萧瑟，空复哀歌吊战场”(《望云州》)。这些也都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首词中他以白首牧羝的苏武自比，青说明自己心系旧朝，不忘中原的坚贞爱国之心，同时感叹壮志未酬、复国无望的悲凉意绪。
如果说上片以描述景物为主，那么下片就更多感情的抒发。秋声，是萧瑟凄清的，这北国的秋声无疑比欧阳修笔下的秋声更为令人愁伤。那狂风的呼啸，那掠过长空的雁鸣，都令独处异乡的词人惊魂不定。那朦胧的月色，在黄沙弥漫和浓重的夜雾里不甚分明，更增添了词人的愁思哀绪。加上哀怨的笳声，断断续续的捣衣声，都令人悲从中来。从“秋声”至“终夜伤情”，渐将自己惆怅的心情刻画殆尽，如色彩浓重的油画，层层着色，令画面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跨羊小儿”指胡人。大雁南飞，恐遭胡人箭伤，故说担心它们是否能到达南方。这里词人以雁自况，说自己担心受人残害，难返故园。屈大均一生不与清廷合作，故时时有遭到迫害的危险，词人借物咏怀，表达了对形势的失望和对安危的担忧。故这里的“跨羊小儿”云云显比清政府，一方面表现了对清政府的蔑视;一方面也说明清人入关之初采取了血腥的屠杀政策，时时威胁着反清人士的生命。于是词人感到了更深的忧愁。大雁于天际排成了人字，然因逆风千里，胡骑纷射，恐难到达那布满白蘋的江南水泽，未免毛羽飘零，故词人说自己的乡书也难以寄达，其中显然暗寓了词人无限的怅惘与不安。
此词名为送雁，实借物抒怀。词中将人与雁混同一气，莫可明辨。句句写雁，而未有一句脱离人，可谓人中有物，物中有人。故全词比兴遥深，余味曲包，既有含蓄不露的意韵，也不乏深厚的感情色彩，故读来恻恻感人，于哀怨中见悲愤，于忧虑中见世情，可谓是一阕明遗民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