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到未央宫殿的遗址，登上那高大的土台基，思接千载，自然想到了这座宏伟宫殿的营造者，那些辅佐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帝国江山的开国元勋们，尤其是被刘邦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即世称之为“三杰”者。此三人，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让不绝于粮道”，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被封公封侯。反思自己，宦途坎坷，如今“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而壮志未酬；张良和韩信，为刘邦开创天下，尽心竭力，建立殊勋，然而当刘邦坐稳皇帝之后，前者被迫急流勇退，后者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之中。想到自己“中年才过便休官”（[双调]《水仙子》），又曾因上疏谏内廷元夕张灯事被迫弃官归去，如今虽接受朝廷任命，在关中救灾，但以后的情况又会如何，追忆历史，凭吊古人，想及现实，感念自身，让他“见遗基，怎不伤悲”，写得言真理至，水到渠成，深沉而自然。
下面“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二句，应颠倒一下先后次序去理解。作者登上未央宫遗址那高大的土台基之上，举目四望，心胸顿时为之开扩，刚才那种略带伤感的意绪倏然逝去。关中真乃帝王之乡，金城千里，三杰的英名和事业，好象使壮美的山河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向东望去，美丽的山川如在图画之中，向西望去，美丽的山川也如在图画当中，祖国的美丽山河，使诗人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作者仰慕三杰的英气长存，为河山生色，也就是仰慕三个人物的壮志与功业，这种仰慕之中自然也就透露出作者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结合作者在关中救灾时的勤政爱民诸事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更有根据了。
这支怀古曲由缅怀历史人物写起，缘事抒情，感情的旋律始抑终扬，先含蓄后明快，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这是一首托物寄意的诗。诗题“金钱花”，然而其主旨并不在咏花，是借金钱花抨击了豪门贵族贪得无厌、残酷无情的本性。
起句“占得佳名绕树芳”，一开头，诗人就极口称赞花的名字起得好。“占得佳名”，用字遣词，值得细细玩味。“绕树芳”三字则不仅传神地描绘出金钱花柔弱美丽的身姿，而且告诉人们，它还有沁人心脾的芳香。这一句，作者以极为赞赏的口吻，写出了金钱花的名称、形态、香气，引人瞩目。
“依依相伴向秋光”，与上一句意脉相通。金钱花一朵挨着一朵，丛丛簇簇，就像情投意合的伴侣，卿卿我我，亲密无间，展示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景象。金黄色的花朵又总是迎着阳光开放，色泽鲜丽，娇美动人。作者把金钱花写得楚楚动人，可亲可爱，诗人笔下的金钱花是十分美丽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赞叹之情。
光就上两句看，诗人似乎只在欣赏花草。然其实作者匠心独运，旨意全在引起后边两句议论：“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笔锋一转，突发奇想：金钱花如此娇柔迷人，如果它真的是金钱可以收藏的话，那些豪门权贵就会毫不怜惜地把它全部掘尽砍光了！这二句，出言冷隽，恰似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戳穿了剥削者残酷无情、贪得无厌的本性，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们的丑恶本质。诗人的态度由充满热情转为一脸冷峻。由此可见，作者越是渲染金钱花的姿色和芳香，越能反衬出议论的力量。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诗的主旨。而后二句中作者故意欲擒先纵，先用了一个假设的口气，随后一个“尽”字，予以坚决肯定。诗意迭宕，显得更加有力。
罗隐的诗，笔锋犀利泼辣，善于把冷隽的讽刺与深沉的愤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堪称别具一格。这首诗像一把匕首将豪门贵族的假面具剥得精光，具有很强的讽刺和批判力量，充分表现出了这个特色。
首句与曹诗（指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同，次句稍作改动，把“豆在釜中泣”，改为“萁在釜下泣”。这里以豆喻杨荫榆及其一伙，以“萁”喻横遭迫害的学生。对于杨荫榆这个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豆”一般的人物，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中一段生动的描绘：“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系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嘁嘁喳喳，低声媚笑的”。
鲁迅说是“活剥”，但整首诗完全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后两句不仅意境深厚，含意深沉，而且讽刺挖苦，跃然纸上，使整首诗“活”了起来。开头“豆”“萁”相对，接后“烬”“熟”相对；前者说明两者的关系，没有萁，豆根本不会存在；后者说明两者的利害，毁了人家，成全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家”。鲁迅以犀利的文笔，一语戳穿了“有尊长之心”的杨荫榆者流不过是以办教育为名，而行残害学生之实。它们是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人肉筵席上的“食人者”。
曹子建的《七步诗》讲的只是兄弟不合，毫无社会意义。汪懋祖用萁豆相煎的典故，妄图把本是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反诬为学生逼杨荫榆，那么学生成了烧人的“萁”，杨荫榆倒成了被烧的“豆”了。这是对事实的肆意歪曲。鲁迅因此把《七步诗》改了一下，目的在为学生伸冤，但锋芒指向以杨荫榆为代表的营垒，充分表现出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战斗精神。在《“碰壁”之后》里，鲁迅对杨荫榆借请客吃饭美其名日“解决种种重要问题”的阴谋诡诈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这就是杨荫榆“办教席”的实质。
全诗文白相结合，前两句用文言来写，后两句用白话，组合得妙趣横生，故虽“活剥”曹植《七步诗》，却一改原诗的严肃而悲愤的风格，而显幽默恢谐，其中又有愤激之情。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