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祭文。此文表面上是为悼念秦末群雄之一的田横而作,而实际上是作者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以古今对比的手法,通过歌颂田横“义高能道士”,借以表达作者对当时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明的不满。文章主旨明确,却又写道曲折朦胧,扑朔迷离,而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全文第一段实际上是文章的小序,用来过渡。但韩愈常常在小地方作大文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韩愈单单凭吊田横,事出有因。田横出生于齐国贵族,兄弟三人相继为王。秦汉之际,田横兵败携五百人逃至海岛。汉高祖刘邦以“大则王,小则侯”劝其归附。田横却在未见刘邦之前自杀。刘邦感叹而厚葬田横,随后田横手下两人也自杀。海岛上五百人获悉田横及手下二志士皆死,全部集体自杀。史称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韩愈过田横墓以“能道士”为表象,以“义高”的意蕴,展开文思,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之块垒,借田横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第一段是为下文运气、蓄势。
祭文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段,形式为韵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有劈空而来、声势夺人之概。旷,空可以引申为超越。超越百世而相感,是“心有灵犀”,显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千钧之力。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又用“余不自知其何心”释放,故作腾挪。其实,产生“旷百世而相感”的韩愈其心非常明确,就是第一段中的“感横义高能道士”。这里的“余不自知其何心”,盖有难言之隐衷。因而曲折隐约,扑朔迷离。“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又扳回一笔。“今世之所稀”和“欷歔而不可禁”都暗中紧扣“义高能道士”之事而言。行文中不出现此等字面,是故作隐约朦胧。“余既博观乎天下”以下四句,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余既博观”二句,承上文“今世之所稀”生发;“死者不能复生”二句,继上文“使余欷歔而不可禁”深入,层层逼近,部署谨严。统观天下,无田横之高义,亦无田横之重士,道尽心中不平之气,骂尽当时的权贵;田横死而不能复生,自叹无人可归以从,道尽心中愤懑之情,骂尽世上庸俗之人。以上八句,两换其韵,行文跳动闪烁,似承而折,若断若续,文心锦绣,姿态横生。
但是,由田横而感发的当时政坛无义、不能道士必须进一步阐明,因为田横“义高能道士”毕竟以失败告终,于是韩愈又从田横的失败着笔,说“当秦氏之败乱,道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於剑铓”,以退为进,将田横的历史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达出来。首先表明田横的失败与道士无关,以孔门多士而孔子一生却道不行于列国为例,确认田横所道之士皆贤,而田横失败,惟归之于天命。但是韩愈以“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两句,力挽山河,否定天命。而否定天命论,就是承认“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而肯定了田横的“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就是针砭当时执政者不能做到“义高能道士”。因此与其说此文是哀悼田横,还不如说是慨叹作者自己的怀才不遇。不过,他并不因此悲观绝望,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道义上的自信。文章正面表态,反面一枪,正正反反,妙处横生。
当然,这是一篇祭文,最后道回到对田横的悼念上来:“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韩愈不仅在精神上感到田横的存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表示了他的极大虔诚。对田横的虔诚,正是对今世的怒视。以上十四句一韵到底,虽意蕴上腾挪擒纵,曲折多姿,但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与前一层次有明显的不同。韩愈为文,变化莫测,此文也是一个佳例。
温庭筠和庄恪太子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的。在庄恪太子死后,他不仅写了《庄恪太子挽词二首》《太子西池二首》《四皓》等那样明显吊唁给太子的歌词,而且还写了这题虽不明显,而实则是极其缠绵哀怨地吊唁太子的诗。这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到这样的根据。孟子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这首诗分四绝。若从字面机械地读,可以分为第一绝四句,是写舞衣之制作。第二绝四句,是写舞者的装束。第三绝四句,是写舞蹈的姿态。第四绝四句,回复到作客的自己。其实这里只有一联是实的,那就是“张家公子夜闻雨,夜向兰堂思楚舞”,而其余则都是他“闻”而“思”后悬空的想象。
第一绝:“藕肠纤缕抽轻春,烟机漠漠娇蛾颦。金梭淅沥透空薄,剪落交刀吹断云。”看似写如何抽丝,如何上机子,如何织成匹,又如何剪裁成衣。但这样远远叙来,不过写出一段常识,实在也没有多少诗味。这不是在咏这几种动作,而只是因这几种动作,勾起了他的一系列联想。因雨声恍忽听到若有人织丝,又因织而想到裁剪舞衣,因舞衣而又想到了兰堂的楚舞。这一系列作为沉思的幻觉来读,便给了人一种阅读的期望。
第二绝“张家公子夜闻雨,夜向兰堂思楚舞”两句是全诗的总体过渡,它点明了诗人的构思。在一个寂寞的夜里,诗人或者说“张公子”独自沉思着。窗外飘起了轻微的细雨。开始,好像是谁在抽着轻丝,于这春天的夜里。这声音是如此的幽怨。织成纱般的舞衣的,恐怕就是从藕的断肠里抽出的愁丝。不知道连织起来她是否也需要这样不快的皱着眉毛;听她漠漠地像是有意无意地推动着机子,不知是怕惊散了思绪,还是因思绪而忘了动作。只是这淅淅沥沥地若断若续地来到耳际。那沙沙声,仿佛又是剪刀在裁剪着云雾般的轻纱。
如此恍恍忽忽,可见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张公子听到的雨声。“张公子”指的是汉富平侯张放。《汉书序传》记载:“富平侯张放始爱幸,成帝出为微行,与同辇执辔以入内禁中,设饮燕之会,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正由于太子与飞卿的这种亲密关系,以至落个“宴游败度”,而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温庭筠在凡与太子的诗中,几次自喻为“张公子”,以示他和太子相亲相近的程度。既然是张公子,而且是在太子已死的情况,想到舞衣,就不能不想到他们过去在那一起欢宴的日子,于是他的思绪马上转换到了“夜向兰堂思楚舞”了。
“思楚舞”,可见他此后的思绪就进入了回忆。想起了以前夜里在太子那里一边欣赏歌舞,一边谈着知心话儿那样欢乐的情景来。“蝉衫麟带压愁香,偷得莺簧锁金缕”。“莺簧”固可谓其舌如簧,指莺的声音,但这里当是莺黄,盖以黄莺之色来形容“金缕”衣的。薄衫、玉带、香囊,都是他们当时所穿的衣裳,如此形容,只是言其贵重。于是他痛苦地想:现在我的衣带上,还带着你那御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呵,它为什么久久还没有淡去呢?也是因为愁儿压住了它么?
第三绝前两句是写管弦吹奏之声,吹者含兰气,弹者露雪腕,皆极写人物之美。然而却用一“悲”字来笼罩。后两句写舞姿;那舞姿如风中荷花摇摆不定,如柳枝之经风而不自持。芙蓉、杨柳,也是写人物姿色之美的。但从那“不自持”中,似仍读出了那一份酸楚。当他再听到音乐时,尽管吹奏的女子是那么娇美,甚至连吹出的气息都像兰花那样的幽香,然而在他听来,却尽是悲声。就连那舞蹈的姿势也仿佛是在悲不自胜。昔日之欢乐,在此时想来,却是无限的酸楚。
第四绝即结尾四句:“回颦笑语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卷象床,满楼明月梨花白。”“西窗客”以客座自拟,自是指自己。“回颦笑语”自是若“秦王”的太子。这里是说:回想起你对我是那样的好,有时夜已深了,连星儿也合上了眼睛,而只剩下寥寥几个的时候,你却还是那样深情地笑着对我讲话,毫无倦容。呵,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然而你去了,我现在只有枯坐家中,连再想接近你经常坐的象牙床都不可能了。于是他愤怒地推开了窗子,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轮明月,照见满院梨花。月光如水,梨花如雪。这洁白的大地,也像是戴孝样的,寄托着无限的哀思。
“秦王”是唐朝有名的圣君唐太宗李世民在作太子时的封号。温庭筠在这里不止是借指“储君”的太子,也是这样以李世民来许他的,这也就足见他们的政治抱负。所以舞衣曲,非咏物者,只是运用了这个古老的乐府名称,来寄托他对于太子的思念罢了。在政治斗争中,中华的祖先给某种人总结了“有奶就是娘”这句精辟的名言,然而温庭筠却虽险些也牵累进去而杀了头,然而他立场坚定,从不说太子的坏话,还寄托了这样深深的怀念。让人不能不感到他的品德之忠贞。
一件舞衣,他也可以寄托这样巨大的思想内容,可见决定诗境的,毕竟是情,而不是什么题材的大小了。
陆游的诗歌继承了屈原以来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立足于时代。《读书》虽以读书为题材,但诗人的眼光早已离开书斋这个狭小的空间,他将目光投向于整个人民,所以他所有的读书诗包括《读书》,仍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仍然流露着对生命的感慨,仍然是活色生香,精力充沛,是文学意味十分浓厚的好诗。同时他的读书诗既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显得既沉郁悲壮,又恢宏雄放。从平凡细微当中觅得诗情,写成活泼生动的好诗,一切都取决于诗人是否有灵心慧性。
“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这两句直抒胸臆,说自己读书是为了平民百姓,前两句不重情节画面,而是把事实压缩在极其精炼的诗句内,着重抒写自己的主观感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一个“宁无”把诗人内心深处对黎民百姓的牵挂表达的淋漓尽致。也显示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在封建时代,能提出“读书本意在元元”,把读书看做是为百姓而读,展现了诗人的可贵。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这两句是写实,具有二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灯下读书,眼神已大不如从前了。写这首诗时,诗人已是五十三岁,视力减退。透过诗句,诗人灯下读书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二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一盏青灯为何出现在陆游的诗中,因为是其读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物体,故而成了其读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意象。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忠于人民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尽管明白如话,浅显平淡,但却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把诗人在孤灯之下,老眼昏花地阅读蝇头小字的场景,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既是对生活描写,更是对后人告诫,寓意深远。
这首《读书》七绝,如同诗人的学习体会,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苦学的情况,又表明了他学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无他求的可贵精神。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对人生的歌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属于人生的各类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诗人取材的范围,不应有什么事先划定的禁区 。对于主要身份是士人的陆游来说,其生活内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书斋里度过的,读书正是他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当他要想写诗歌咏其生活内容,表示其人生感慨时,读书便理所当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题材。
崔颢写山水行旅、登临怀古诗,很善于将山水景色与神话古迹融合起来,使意境具有辽阔的空间感和悠久的时间感,更加瑰丽神奇。在名作《黄鹤楼》中,就以“昔削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再现了茫茫天地、悠悠岁月,令削浮想联翩,引起无穷感慨。在这首诗中,他再次运用这一手法。
诗题“行经华阴”,既是“行经”,必有所往;所往之地,就是求名求利的集中地——“咸京”。诗中提到的“太华”、“三峰”、“武帝祠”、“仙削掌”、“秦关”、“汉畤”等都是唐代京都附近的名胜与景物。当时京师的北面是雍县,秦文公曾在这里作鄜畤(畤,谓“神灵所止之地”,即后世神坛之类),到汉高祖作北畤止,这里共有五畤,诗中的“汉畤”即指京师北面的这一古迹。而京师的东南面,就是崔颢行经的华阴县。县南有五岳之一的西岳华山,又称太华,山势高峻。神话传说这里是“群仙之天”,曾由“巨灵手劈”,所以“仙掌之形,莹然在目”(《云笈七签》)。华山各峰都如刀削,最峭的一峰,号称“仙削掌”。汉武帝观仙削掌时,立巨灵祠以供祭祀,即为“武帝祠”。华阴县北就是黄河,隔岸为风陵渡,这一边是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华阴县东灵宝县的函谷关)。华阴县不但河山壮险,而且是由河南一带西赴咸京的要道,行客络绎不绝。
诗的前六句全为写景。写法则由总而分,由此及彼,有条不紊。起句气势不凡:以神仙岩穴的华山压倒王侯富贵的京师。在这里,一个“俯”字显出崇山压顶之势;“岧峣”两字加倍写华山的高峻,使“俯”字更具有一种神力。然后,诗削从总貌转入局部描写,以三峰作为典型,落实“岧峣”。“削不成”三字含有削间刀斧俱无用,鬼斧神工非巨灵不可的意思,在似乎纯然写景中暗含神工胜于削力,出世高于追名逐利的旨意。
诗削路过华阴时,正值雨过天晴。未到华阴,先已遥见三峰如洗。到得华阴后,平望武帝祠前无限烟云,聚而将散;仰视仙削掌上一片青葱,隐而已显,都是新晴新沐的醒目气象。首联写远景,颔联二句可说是摄近景。远近相间,但觉景色沁脾,自然美妙,令削移情,几乎忘却它的对仗之工,而且更无暇觉察“武帝祠”和“仙削掌”已为结处“学长生”的发问作了奠基。
颈联则浮想联翩,写了想象中的幻景。这是眼中所无而意中所有的一种景色,是诗削在直观的基础上加以驰骋想象的一幅写意画。在华山下,同时看到黄河与秦关是不可能的,但诗削“胸中有丘壑”,笔下可以溢出此等雄浑的画面;
在华山下望到咸京西面的五畤,也是不可能的,而诗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完全可以感受到此种荡荡大道,西接遥天。古削论诗有“眼前景”与“意中景”之分,前者着眼客观景物的撷取,后者则偏执诗削胸襟的外溢。这首诗就是从描绘眼前景色中自然滑出五、六两句诗削的意中之景。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削间词话》),诗削胸中之情亦由此可窥探。上句中一个“枕”字把黄河、华山都削格化了,有“顾视清高气深稳”之概;一个“险”字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名利之途的风波。下句一个“连”字,使汉五畤上接颔联中的“武帝祠”和“仙削掌”,灵迹仙踪,联锁成片,更垫厚了结处的“长生”;“平”字与上文“岧峣“、“天外”相对照,驿路的平通五畤固然更衬出华山的高峻,同时也暗示长生之道比名利之途来得坦荡。一“险”一“平”,为削们提出了何去何从的问号。这两句中“枕”字、“连”字,前削称为诗眼,其实,两句中的“险”字、“平”字以及起句的“俯”字都是前呼后拥,此响彼应。
此诗劝“学长生”,感叹自己奔波于仕途。但诗削不用直说,反向旁削劝喻,显得隐约曲折。结尾两句是从上六句自然落出的,因而显得潇洒自如,风流蕴藉。
崔颢现存诗中大都格律严整,然而此诗却打破了律诗起、承、转、合的传统格式,别具神韵。前六句虽有层次先后,却全为写景,到第七句突然一转,第八句立即以发问的句法收住,“此处”二字,绾合前文,导出“何如学长生”的诗旨。从全篇来看,诗削融神灵古迹与山河胜景于一炉,诗境雄浑壮阔而富有意蕴。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