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为苏轼由徐州调至湖州途中。词中化用李商隐《无题》诗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意,将积郁的愁思注入即事即地的景物之中,抒发了作者对徐州风物人情无限留恋之情,并在离愁别绪中融入了深沉的身世之感。
词的上片以感慨起调,言天涯流落,愁思茫茫,无穷无尽。“天涯流落”,深寓词人的身世之感。苏轼外任多年,类同飘萍,自视亦天涯流落之人。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南北辗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天涯流落之感。这一句同时也饱含着词人对猝然调离徐州的感慨。“既相逢,却匆匆”两句,转写自己与徐州人士的交往,对邂逅相逢的喜悦,对骤然分别的痛惜,得而复失的哀怨,溢于言表。“携手”两句,写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最后离开此地时依依惜别的动人一幕。“携手佳人”,借与佳人乍逢又别的感触言离愁。“和泪折残红”,写作者面对落花,睹物伤怀,情思绵绵,辗转不忍离去,同时也是写离徐的时间,启过拍“为问”三句。末三句由残红而想到残春,因问东风尚余几许,感叹纵使春光仍在,而身离徐州,与谁同春。此三句通过写离徐后的孤单,写对徐州的依恋,且笔触一波三折,婉转抑郁。
词的下片即景抒情,继续抒发上片未了之情。过片“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离徐途中的真景,将浩荡的悲思注入东去的三月隋堤那溶溶春水中。“背归鸿,去吴中”,亦写途中之景,而意极沉痛。春光明媚,鸿雁北归故居,而词人自己却与雁行相反,离开徐州热土,南去吴中湖州。苏轼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彭城”即徐州城。“清泗与淮通”暗寓作者不忍离徐,而现实偏偏无情,不得不背鸿而去,故于途中频频回顾,直至去程已远,回顾之中,唯见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脉脉流去。看到泗水,触景生情,自然会想到徐州(泗水流经徐州)。歇拍三句,即景抒情,于沉痛之中交织着怅惘的情绪。徐州既相逢难再,因而词人欲托清泗流水把千滴相思之泪寄往徐州,无奈楚江(指泗水)东流,相思难寄,令词人不禁怅然若失。托淮泗以寄泪,情真意厚,且想象丰富,造语精警;而楚江东流,又大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感情沉痛、怅惘,读之令人肠断。
此词写别恨,采用了化虚为实的艺术手法。作者由分别之地彭城,想到去湖州途中沿泗入淮,向吴中新任所的曲折水路;又由别时之“和泪”,想到别后的“寄泪”。这样,离愁别绪更显深沉、哀婉。结句“流不到,楚江东”,别泪千点因春水溶溶而愈见浩荡,犹如一声绵长的浩叹,久远地回响在读者的心头。
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欲曙,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第二首写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以“望”字为眼,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而终不绝望的千回百转的心情。诗境雄伟、严肃、苍凉、悲愤。
组诗的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欲曙,从所见所闻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一再鸣”三字,可见百感已暗集毫端。三四句写“有感”正面。一个“欲”字,一个“怆”字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
要想理解第二首诗,必须理解“五千仞岳”,于此有人说是泰山,因为泰山最高,被列在五岳之首,历代君王也多要去泰山封禅,用黄河与泰山作为中原大好山河的象征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赖汉屏认为岳指华山,理由是黄河与华山都在金人占领区内。陆游诗中的“岳”是指华山,可以从《宋史·陆游传》以及陆游的诗词中找到证据。《宋史·陆游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从中可以看出陆游收复中原的策略,就是通过四川进入陇右,先夺取长安,然后凭借关中的屏障进攻退守,像秦一样收复中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陆游把这么多心思用在这一块土地上,可见他的主张是横贯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的,那么“五千仞山上摩天”中的岳指华山自然就最恰当了。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两句一横一纵,北方中原半个中国的形胜,便鲜明突兀、苍莽无垠地展现出来了。奇伟壮丽的山河,标志着祖国的可爱,象征着民众的坚强不屈,已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使人感到无比愤慨。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犹为余事。
下两句笔锋一转,顿觉风云突起,诗境向更深远的方向开拓。“泪尽”一词,千回万转,更含无限酸辛。眼泪流了六十多年,早已尽了。但即使“眼枯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遗民依然企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王师的视线。中原广大人民受到压迫的沉重,经受折磨历程的长久,期望恢复信念的坚定不移与迫切,都充分表达出来了。以“胡尘”作“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他们年年岁岁盼望着南宋能够出师北伐,可是岁岁年年此愿落空。他们不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
诗人极写北地遗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当然,他们还是不断地盼望下去。人民的爱国热忱真如压在地下的跳荡火苗,历久愈炽;而南宋统治集团则正醉生梦死于西子湖畔,把大好河山、国恨家仇丢在脑后,可谓心死久矣。诗人为遗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