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采莲曲》，乐府旧题，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子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描写采莲生活的诗歌很早就出现了，汉乐府中就有《采莲曲》《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南北朝出现了不少写采莲生活的名作，如《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头。”到了唐代，写采莲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很多名家如李白、白居易、王昌龄、戎昱、崔国辅、皇甫松等都写过这类诗歌。白居易的《采莲曲》写得尤为细腻动人。

　　白居易这首诗写采莲少女的初恋情态，喜悦而娇羞，如闻纸上有人，呼之欲出。尤其是后两句的细节描写，生动而传神，如灵珠一颗，使整个作品熠熠生辉。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写风中婀娜舞动的荷叶荷花，从荷花的深处有小船悠然划出，画面充满了动感。“菱叶萦波荷飐风”，在碧水荡漾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菱叶荷叶一片碧绿，阵阵清风吹来，水波浮动，绿叶随风摇摆，菱叶在绿波荡漾的湖面上飘飘荡荡，荷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正因为绿叶的摇动，才让人们看到了“荷叶深处小船通”。荷花深处，暗示了荷花的茂盛、广阔，而“小船通”，则告诉读者有人有活动。这就像一组电影长镜头，先见一片风光，然后将人物活动呈现在其中，给人以真切感。

　　“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是上承“ 荷花深处小船通”而来，由写景转为写景中之人。荷花深处，遮天蔽日，凉风习习，是水乡少男少女在劳动之余私下相会的极佳场所。这里并没有说明他们是故意寻找还是无意撞见，也许是兼而有之吧。诗歌仅以欲语而止、搔头落水两个动作细节的描写，就活灵活现刻画出一个痴情、娇羞、可爱的少女形象。恋人相遇，互诉衷肠，何止千言万语，而此时此地，这个娇羞的少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惟有低头含笑而已；而且情贯一心，甚至不小心将碧玉搔头落入水中，这些都是初恋少女在羞怯、微带紧张的状态上才会有的情态，被诗人细心地捕捉住并传神地再现出来。

　　《采莲曲》为民歌体裁，但是白居易没有落入俗套，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中，既写景，又写人，生动形象，富有情趣，层层深入，活灵活现。此诗用乐府旧题写男女恋情，少女欲语低头的羞涩神态，以及搔头落水的细节描写，都自然逼真，意味无穷。犹如一卷望不尽的画面，使人百读不厌。

　　全诗仅四句二十八字，该诗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

　　“追凉”，即觅凉、取凉。较之“觅”和“取”，“追”更能表现对“凉”的渴求，杜甫“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羌村三首》其二)诗意可见。但这首诗在艺术处理上却有其独到之处：它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其中有皎洁的月光，有浓密的树荫，有婆娑的竹林，有悦耳的虫吟，以及作者悄然伫立的身影。

　　第一句貌似平直，其实也有一层曲折：中午时分，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为酷热的时刻，而今，“夜热”竟然与“午热”相仿佛，则“夜热”之甚，可想而知。唯其如此，才引出次句诗人月下独立的形象。“开门”，点出作者原在室内。或许他本已就寝，而因夜里天热的缘故，辗转反侧难以入梦，迫于无奈才出门纳凉。而“明月”，则点出正值“月华皎洁”的三五之夜。这样，作者“独立”的目的，应该说是“追凉”与“赏月”兼而有之，追凉可得体肤之适，赏月则可得精神之快，难怪他要独立不移、执着若此了。

　　第三句是对周围环境的点染：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见其清幽；“虫鸣”，则见其静谧——唯其静谧，“虫鸣”之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其间，凉意顿生，于是又引出结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一真切、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明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范成大《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取凉》诗亦云：“风从何处来？殿阁微凉生。桂旗俨不动，藻井森上征。”虽设问风从何来，但既然桂旗不动，可见非真有风，殿阁之“微凉”不过因静而生。人们通常说“心静自凉”，其理相若。因此，范诗实可与这首诗参读。

　　显然静中生凉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意趣，但这一意趣并未直接点明。如果没有“不是风”三字，读者很可能将“凉”与“风”联系在一起。陈衍《石遗室诗话》早就指出：“若将末三字掩了，必猜是说甚么风矣，岂知其不是哉。”然而，这首诗的妙处恰恰也就在这里。作者故意直到最后，才将微露其本意的线索交给读者——既然明言“不是风”，善于神会的读者自当想到静与凉之间的因果关系；随即又当想到，前面出现的月光、竹林、树荫、虫鸣，都只是为揭示静中生凉之理所作的铺垫。这样，自然要比直截了当地道出本意更有诗味。大概这就是《石遗室诗话》所称道的“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的旨趣。

　　　　这首词写别后相思之深，相逢无望之恨。全词一共可以分为三层。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是第一层。作者用简洁的词句，描绘了一幅秋夜河汉图。天，深邃，高远；天上繁星，清冷、光亮，就像无数盏灯悬挂在秋城的上空。星河，无边无际，将人的思绪引向远方。这一层是在为写相思渲染凄清的气氛。

　　“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是词的第二层，这又是一幅图画。在凄冷的拂晓时分，“愁人”披衣下床，仰望天空，思念着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相思”是这首词的中心。“起望”说明秋城河汉图是“愁人”眼中景。“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月夜怀远》），这一夜辗转反侧，因无法入睡，才起望相思，看到广阔星河，让人顿觉长夜漫漫。这起望相思的情景又让人联想到“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的意境。她望着银河，想着对方此时也许同样在仰望星空思念自己，这时，他们的心贴近了。这种神交是他们唯一的联系。虽然她暂且把自己的情思寄给河汉，河汉却引起她新的更深的忧愁。“塞北江南别离”写的是离别，想的是相逢，比相思更进一层。他们的离别是塞北江南的遥远离别，相聚的路途阻隔这千山万水。鱼雁传书恐怕都做不到。相逢的渴望在这天遥地远的困难中愈显强烈。

　　末句“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由相逢的渴望进而想到相逢的可能性。仰望银河，想到牛郎织女，于是联系双方的心的银河仿佛横亘在江南和塞北之间，阻绝了他们相会的道路。

　　这首词，既写了“愁人”长夜不眠，起望相思，这是写离情别绪的诗词里常见的；也写了别后相逢难再，这在诗词中也不乏先例。但以前诗词中“相见时难”的慨叹多来自蓬山万重式的人为阴隔，而这首词把离恨的长久与空间的无限连接起来，形成因果关系。这两人江南塞北之距，犹如牛郎织女的银河之阻。空间大，成了他们相见难的原因。距离遥远，相见无期是主人公愁苦的两端。这是在交通不便，地球显得特别大的古代，空间感必然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的强度，随着相思之情的发展而增大。词作开始写眼前景相思情，是以往愁绪的延绪。接着写当想到他们之间的距离时，她的忧思加重，末句联想到未来，以“路绝”写别离的痛楚。相逢的机会因为路途遥远而断绝，这样的离别与死别有什么区别呢？全词在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气氛中结束。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