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气焰嚣张,妄图消灭东晋,统一南北。东晋只有八万军队,不到苻坚的十分之一。而淝水一战,晋师大败苻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住了晋国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对南宋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上片首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长江形势图,眼前只看到长江雪浪,滚滚滔滔,千里奔腾,一泻而下,阻隔南北。据传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观望长江时,曾感叹地说:“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他两次伐吴,都未成功,长江阻隔,是其重要原因。如此天险,北方的金兵是难以逾越的。高宗如果稍有恢复中原之志,就应利用天险,加强设防,固守长江,以遏强虏。当然,天险难逾,并不等于绝对不可逾。三国时东吴孙皓,仅凭天险御敌,终于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李纲强调天险难逾,还必须加上“人谋克壮”,天险可凭,而又不可仅凭天险,重在人谋。有天险可凭,又加上人的深谋远略,北方索虏,岂敢吞噬我们的土地?索虏是南北朝时南方人对北方敌人的蔑称。这里既是指前秦,也是指金兵。这段描写兼论述为下文写晋师以少胜多提供了依据。下文很自然地转入到对淝水之战的记述。
苻坚率百万之众“倏忽长驱吾地”。倏忽,言其神速;长驱,言其势猛。这句极言秦兵强大,乃为后面秦兵失败作反衬。欲抑先扬,以突出晋军胜利其意义重大。
当苻坚南侵,大敌当前之时,谢安作为东晋宰相,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决定大政方针: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二是运筹帷幄,用人得当。他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统率全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还有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等,协同作战。谢安深信他们的谋略将才,放手让他们发挥主动作用,自己不插手,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若定,镇静自如。《通鉴》载:“谢安得驿书,知秦军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可见他胸有成竹,料事如神。故词中称赞:“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颐指”,即指挥如意。
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确为历史奇迹,故换头以“奇伟”领起,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了生动的铺叙。谢玄等以“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戈甲,代指军队;蛇豕,封豕长蛇之简称。《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大)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长蛇,比喻强大的贪暴残害者。此借指苻坚。“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弭,弓之末梢,用骨质制成,用以助驾车者解开辔结。谢玄、谢琰、桓伊等指挥数千之众,直渡淝水,击退北军,使北军望风披靡。苻坚等登上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军。在败逃路上,夜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追杀过来。弃甲曳兵,亡魂丧胆,惊慌失措,狼狈北逃。词以十分快意的笔调赞扬晋军出奇制胜、力挫强敌,保住了东晋的江山和人民,免遭“索虏”吞噬。其功业之伟大,虽“周雅”所歌颂的周宣王中兴也不得专美于前了。《诗·小雅》中的《六月》、《采芑》等诗记述周宣王任周尹吉甫、方叔等率军北伐 狁,南惩荆蛮,使西周得以中兴。淝水之捷,其功不亚于此。
全词从长江天险写起,指出既凭天险,又重人谋,何惧“索虏”!接着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过程及其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是可以被打败的。只要弱小的一方敢于斗争,人谋克壮。词还突出了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颐指”的作用。曾担任高宗宰相的李纲多么希望自己能起类似谢安那样的作用,可惜他没会机会。他写这首词,意在讽谕高宗以古为鉴,须知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强敌不足畏,全在“人谋克壮”。应痛下决心,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作者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这是一首咏史诗,写刘邦、项羽鸿门之会。此诗前六句,写秦末大乱,楚、汉抗争,作时代氛围的刻画;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后四句则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以刘邦溜回军中,范增撞碎玉斗宣告了鸿门会的结束。全诗结构紧凑,用词精炼,事至繁而笔极简,造语奇崛,意境幽诡。
杨维桢这首诗的所长是想象丰富,运笔兼有空灵和奇崛两个不容易统一在一起的特点。鸿门宴中刘邦、项羽以及范增、项庄、樊哙、张良等都有许多生动的性格鲜明的言语行动,这些经过司马迁的刻画,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若再重复描写,便无新意。如张宪《鸿门会》写:“披帷壮士发指冠,侧盾当筵请公舞。白发老臣心独苦,玉玦三看君不语。”这不如读《史记》更具体、更生动。杨维桢此《鸿门会》则不然,他完全撇开刘、项等人在宴会中具体的言语行动,而驰骋其缥缈不羁的灵思,从当时群雄角逐的大形势着眼,刻画其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时代氛围。因此,读此诗的时候有一种读《史记》时所没有的审美感受。
此诗前六句,纯作时代氛围的刻画。首句迭用两个“迷”字,极言天地混沌莫辨之状,暗喻秦末天下无主,一切都动荡不定的情势。其时秦王子婴已降,秦军已摧垮了,然各起义将领拥军自重,为“东龙”或为“西龙”行云布雨,阴晴不定。一场更为复杂、难以逆料的战争在酝酿着,因为“照天万古无二乌”,天无二日,秦朝一亡,揭竿起义的诸将领终究是要决一雌雄的。鸿门会可以说正是这一矛盾激化与公开化的标志。
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顿然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诗中描写项羽,称他“将军下马力排山”。项羽素以勇猛称,设鸿门宴把刘邦召来,虽然恼恨刘邦捷足先登,然也并没有把刘邦当作一回事,大有一跺足便可使山河颤抖之气概。故诗中以“气卷黄河酒中泻”句形容之。李贺《梦天》诗有“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描写从天上望下来大海之小似乎只能注满一杯;此则写项羽气概之大,似乎可以把黄河注入酒杯中,一饮而尽。此充分说明了项羽对潜在的敌手刘邦是掉以轻心了。
后四句则以极精练、极富韵致的笔调,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剑光上天寒彗残”鸿门会中双方剑拔弩张,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项庄舞剑了。诗写其直如天上飞划而过的彗星,是险到了极点。而后,项伯为报张良救命之恩通敌,项羽因自傲而手软,其结果是刘邦得以逃席逸去,鸿门会不了了之,这便是诗中所写的“将军呼龙将客走”的局面。项羽坐失了消灭潜在对手刘邦的最佳时机,对此范增愤愤不已,在刘邦脱身后,张良谢,以白璧一双赠项羽,玉斗一双赠范增。项羽受璧,范增则恼恨已极,置玉斗于地,拔剑撞而破之。诗人高度评价范增的识见,故把他撞玉斗的行动喻为“石破青天”。
全诗造语奇崛,意境幽诡,颇有些接近李贺的风格,个别地方如“碧火吹巢”,袭自李贺的《神弦曲》:“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他没有正面去实写刘、项对峙的军事形势,而是用了一连串似乎无关的奇特的比喻加以烘托。如“东龙白日西龙雨”、“残星破月开天余”、“碧火吹巢”、“石破青天”等词句,均难以通常的语法或逻辑去理解。然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又十分形象地勾画了秦末动乱的社会状态以及波谲云诡的政治、军事的形势。这样一种以许多奇丽古怪的物象来烘托诗歌意旨的手法正是李贺诗歌的特征,显然杨维桢此诗颇多借鉴李贺之处,特别是同一题材的《公莫舞歌》。然比较而言,李贺的《公莫舞歌》稍嫌堆砌,格局不大,此诗则纵横驰骋,元气淋漓。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这首诗很像一幅古代农村风俗画。据钱钟书《宋诗选注》,清初著名画家恽格(寿平)曾借此诗题画。
首句“百里西风禾黍香”,大笔勾勒出农村金秋季节的画面。诗人或骑马、或乘车、或登高,放目四野,百里农田尽收眼底。那结满累累果实的稻谷黍粱,在西风吹拂下,波翻浪涌,香气袭人。面对此境,诗人为之深深陶醉。
“鸣泉落窦谷登场”一句,诗人收束目光,由阔大之景集中到泉水沟窦和一派繁忙景象的打谷场上。“鸣泉落窦”是眼前所见。淙淙流泉落于溪潭之上,发出清越的响声,与打谷场上繁忙的声响交杂一起,构成一幅喜人的农村秋景。李文渊《赋得四月清和雨乍晴》有“熏风到处田禾好,为爱农歌驻马听”之句,虽然写的是春景,但意境与此诗颇有相同之处,可以互相参阅。
“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诗人的目光离开了繁忙的谷场,注目坡前,看到了刚释重负、横卧坡头啮草的老牛。这是一幅非常富有农村特色的画面:其景致的野朴,其风韵的淡远,传神写照。诗的主旨是通过对老牛的赞赏,抒发长期蕴积胸中的郁闷之情。诗人仕宦的坎坷,官场生活的劳苦,就如同老牛的“耕耘之债”一样。然而老牛的役债终有了结的时日,而他也希望尽早了却役债、像老牛那样释却重负、舒闲一下长期疲惫的心灵。
古人描写农事、抒发感怀的诗有不少。如王维“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晚望》);元稹“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古社诗》);欧阳修“田荒溪流入,禾熟雀声喧”(《陪府中诸官游城南》);朱熹“农家向东作,百事集柴门”(《残腊》),但都不如孔平仲此诗抒情之深沉。
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尽管用意深,却如同随意写来,不加雕琢,一切全在有意无意之间随意点出。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