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得很别致。对于友人的离去，他送过一次之后，离情别绪更加浓烈，于是就趁着友人还没起程，又摆下酒宴安排歌舞，与之“重别”。按照常情，这次相别，一定是两情相依恋恋不舍，“骊歌愁绝不忍听”。但是诗人为了减轻朋友的痛苦，却抢在前面先说：“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秋江离别”，在读书人心中，似乎早就有许多伤情的沉淀，其“难忍之情”恐怕是公认的。何况目下，又是他和李评事遇到的现实。然而诗人却不让说这些，用“莫道”一下子把话题引向他处。说你明日就踏上去往长安的路途，哪里有什么难？既然不难，当然也就不要说什么难了。这话是极巧妙的。友人明日登程，可逗留的时间很短。诗人抓庄这一点，把离别之快转换成了走得容易：把不忍分离之“难”的内涵完全抽去了。这样，“秋江离别”便无“难”可言，且以人们乐意接受的姿态出现在面前。
“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评事的思绪引升之后，便开始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尽欢至醉了，说出来的都是热情话，没有吐出半个愁字。但是不言愁并不等于不存在愁。诗人所以不言，正表明他内心藏着深深的愁情，也正是因为他有愁情，才偏偏让人“莫道”，怕朋友勾起愁绪。而怕朋友愁自己就强压愁绪这种作法又使人感到了昌龄对朋友的一腔挚情。
昌龄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诗人。他在芙蓉楼送辛渐，是话别通宵。这次送李评事，是一别再别。同是相别之情，表现方法却不一样。《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先是“寒雨”、“楚云”给蒙上一层愁网，然后在感情逆转中，更显其光明磊落之心；这首“重别李评事”，则是在欢情的推进里显现抑制的别绪。近人刘拜山评论说：“别在明朝，留在今宵，而今宵之缓舞延歌，正为明朝之远别，特见缠绵至深。”这“缠编”之情，说穿了，还是首句中“秋江离别难”的那个“难”字。诗人有意压它，反使它更加明显。看来诗人是很幢得反作用这个理的。
诗以逆振开篇，接下第二句正说“不难”．第三句因“不难”故以吴姬缓舞留醉，第四句既醉则忘情而适意。全诗借第一句逆振取势，语意顺流而下，婉曲的表达出对友人依恋之情。
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第一段一开始，词人便满怀忧愤向天发问：老天爷怎么忍心将天下事折腾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问天”当然不止是问天，而是问代行天意的当权者。“天下事”指当时南宋积贫积弱的统治集团为了苟且偷安，对金称臣割地，已经到了“国脉微如缕”的悲惨境地。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连年兵扰南宋，宋室面临覆亡的危险。献陵图事在当时堪称是一件盛举，它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见《宋史·礼志》二十六）王埜即事生情，渴望能有力挽狂澜的志士贤才，能够一举收复中原（以献陵图事代指故土的恢复）。可是当时国事日渐式微，中原地区早已失守，蒙古大军正不断南犯，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当权者却苟且偷安，排斥抗战派，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中，不思振作，这使他抱恨结愁不能自已。更令人痛心的是，现实中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却往往因报国无门，赍志而没，只剩下一堆堆荒草野茔，作者隐约感觉到自己也将会遭到他们一样的厄运，不觉发出了深切的哀叹。
第二段开头两句，作者感叹自己怀抱憾恨，垂垂老矣，接着追忆起自己当年巡视江防前线时的情景。那时他曾到六朝古都金陵凭吊过秦淮水。词中“淮水”指秦淮河，源出江苏溧水县北，横贯南京城，流入长江。王埜生在国运衰微之世，东吊秦淮，感念六朝兴亡更迭的历史教训，吊古伤今，悲恨之情油然而生。词人借酒浇愁，含恨在风中抚剑醉归，心潮激浪恰与大江波涛撞击、交汇，滔滔东逝之水好像特地为他这位壮志未酬的志士砥砺斗志。
第三段写作者当时身处闲职，远离淮河前线千里之遥，但仍怀着一颗为国分忧的壮志雄心。“纵有英心谁寄”，这颗英心在现实中无法托付，只好空自嗟叹，一吐内心的郁闷与悲愤。南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蒙古灭金后连年攻宋，局势日趋艰险，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因此词人发出焦灼的呼唤：“绝域张骞归来未？”他急切盼望现实中能出现象西汉张骞那样的名将，出使西域，联合各方力量抗击匈奴。
这首词自始至终激荡着爱国志士一腔热血无处诉的悲愤心情。全词以三叠词调这一形式，将昔往与今来、抚时与感事、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际巧妙地交织起来，一咏三叹，将词人内心的激愤愁恨，感情波澜层层推出，萦回不尽。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作者多次运用反诘句式，因此词文揭响有力，频频扣击读者心弦。特别是起首与结尾两处的诘问句，一起一结责问苍天，呼唤英雄，既振聋发聩，又使词的主旨表达得含蕴深曲，耐人寻绎。
文章开篇点出主旨，即天下学问中夜间航船时的闲聊“最难对付”，有的人是“两脚书橱”，却“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接着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最后以一段僧人与士子的故事结尾。文章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轻松诙谐。
文章开篇扣题而出，由于著作题目本身的奇异新颖，这一句仍给人以突兀之感。“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与“夜航船”本不搭界，超出了正常思路的妙想自然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最难对付”，这是作者站在学人士子的角度说的。在夜航船中，白天可观览的景物已消失在夜幕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闲聊了。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村夫俗子、下里巴人，他们的“学问”，都是些口头相传、烂熟胸中的“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对于这样的“知识”，读书人就相形见绌了。当读书人显得反不如村夫俗子，被人“掩口笑之”，处境便会尴尬。作者家乡更有“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一样的人，如遇上他们，恐怕读书人更得汗颜了。于是，令人信服地相信开篇语并非危言耸听。当然，上述难对付的人并不会作学问，即便是“两脚书橱”，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似乎给了读书人一线转机：不知那些姓名地理也无妨，实可不必与村夫俗子争高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之借问答形式自然一转，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将著作目的不经意道出，是张岱的高明之处。唯其不经意就愈发吸引读者加深了对“不可不记”的印象，撩起了阅读的兴趣。
在一问一答中，知识的有用与无用，舍弃什么应记什么的道理已经说透，但在解释中毕竟少了些情趣，于是乎作者最后又加了绝妙的一段，不仅在结构上与“夜航船”呼应，而且巧妙地把有用的知识不可不记的思想化解在这则诙谐风趣的故事里，令人在会心一笑中自然接受作者的主张。故事中提到的尧舜作为古史相传的圣明之君，几乎是古人读书开篇即遇的人物；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论语》《史记》都提到过他，两书也是古人必读的典籍。不知道他们，这位士子已浅薄得可笑，可是他却不以为无知，反“高谈阔论”，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喜剧成份，再看那位先是“畏慑”，“拳足而寝”，待察觉了趾高气扬的士子竟不如自己的僧人那“伸伸脚”的自信，便也就再也忍俊不禁了。至此，作者顺势把笔锋引向自己著作的命名，好像著书的意义仅仅在“勿使僧人伸脚”，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的轻松诙谐亦无吹嘘之意，但所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深刻的。显而易见，一段形象的故事，调节了整篇序言风趣幽默的文风，是张岱抓住读者取得成功的精彩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