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是一首相思词，是一首感春怀人之作，主要描写词人对两位红颜知己的思念之情。词人寓居他乡后在春日重返京城，因为思念以往青楼的两位情人，便前往探望叙旧，谁知寻人不遇，两位红颜知己不知为何搬离了住处，已经杳无音信了。词人心中的怅惘和凄凉无以言表，只好写下这首词，以抒发感怀。
词的上片描绘了京都的明媚春光，笔调活泼灵动。词由写景起笔。“花隔铜壶，露晞金掌”二句描绘了鲜花盛开、露水初干的晨景。“都门十二清晓”总束前两句，并交代了特定的地点、时间和人物感受。以暮春晨光抒发诗人了对美景的热爱以及愉快的心情。
词的片转而写对昔日两位红颜知己的相思，“思念”二字承上启下，词意由春景转为感春怀人。“秦楼彩风”、“楚观朝云”点出了所思之人，“往昔曾迷歌笑”则写出了自己沉浸在妓家酒寮的浪荡生涯。一个“迷”字，用笔略无含蓄，与其说是在忆旧，不如说是怀念与歌妓们欢聚的美好时光。惟其如此，也才有下面的两句：“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读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柳永格调不高，也许有人觉得柳永愿望卑微。柳永作为一性情中人，现实生活没有给他回馈，与歌妓的那份感情与回忆固然美好，但一切都已逝去。“人面桃花”句就是借唐崔护清明访女子不见，题诗门扉的典故，表达了桃花依旧，未知人在何处的寂寞、感伤。“桃花”回应上片的春景，似实而虚，似虚而实，用典而不着痕迹。煞拍二句，感情又进一层，“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传达出诗人的孤独、无奈、绝望。词尾以“凄凉怀抱”结束全词，耐人寻味：词人是为美景不常在以及年华逝去而伤怀，或许也因联想到自己飘零江湖、客居他乡而更觉失意怅然，顿觉人生苍凉，自感身世凄凉。
这首词的叙事风格直接简单，是柳永惯用的方式，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但文字却清新雅致，耐人寻味，并无浅薄之气，此词前半写媚人的春光，笔调轻灵；后半因感春而怀人，笔调渐渐凝重，尤其“人面桃花”数句情真意浓，有无限的感伤和绝望，极动人。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