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这是汉代《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本为“建威扬德,劝士讽敌”的军乐,然今传十八曲中内容庞杂,叙战阵、记祥瑞、表武功、写爱情者皆有。清人庄述祖云:“短箫铙歌之为军乐,特其声耳;其辞不必皆序战阵之事。”(《汉铙歌句解》)本篇就是用第一人称,表现一位女子在遭到爱情波折前后的复杂情绪的。
开头五句写其对远方的情郎心怀真挚热烈的相思爱恋:她所思念的情郎,远在大海的南边。相去万里,用什么信物赠与情郎,方能坚其心而表己意呢?问遗,犹言赠与。她经过一番精心考究,终于选择了“双珠瑇瑁簪”。“瑇瑁簪”,即用玳瑁(一种似龟的动物)那花纹美观的甲片精制而成的发簪。“双珠”,谓在发簪两端各悬一颗珍珠。这在当时可谓精美绝伦的佩饰品了。然而女主人公意犹未足,再用美玉把簪子装饰起来,更见美观(绍缭,缠绕之意)。单从她对礼品非同寻常的、不厌其烦的层层装饰上,就可测出她那内心积淀的爱慕、相思的浓度和分量了。这几句写物寄情,以少总多,表达已言简意丰,情调复缠绵悱恻。试看汉末繁钦《定情诗》中“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缨。”“何以慰别离?耳后瑇瑁钗”等句,分明是受本篇启发而化出,此亦正可发明本诗“何用”三句意蕴之妙处。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晴光滟敛的爱河上顿生惊涛骇浪,爱情的指针突然发生偏转,“闻君有他心”以下六句,写出了这场风波及其严重后果:她听说情郎已倾心他人,真如晴天霹雳!骤然间,爱的柔情化作了恨的力量,悲痛的心窝燃起了愤怒的烈火。她将那凝聚着一腔痴情的精美信物,愤然地始而折断(拉杂),再而砸碎 (摧)三而烧毁,摧毁烧掉仍不能泄其愤,消其怒,复又迎风扬掉其灰烬。“拉、摧、烧、扬”,一连串动作,如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何等愤激!“从今以后,勿复相思!”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语)
“相思与君绝”以下六句,写其由激怒渐趋冷静之后,欲断不能的种种矛盾、彷徨的复杂心态。“相思”句较上文“勿复相思”之果断决绝,口气已似强弩之末。盖 “相思”乃长期的感情积淀,而“与君绝”,只一时愤激之念,二者本属对立而难统一,故此句实乃出于矛盾心情的叹惋,大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意蕴。循此绪端,自然生出“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的回忆和忧虑。“鸡鸣狗吠”“喻风声布闻。”(《诗比兴笺》)《易林·随之既济》:“当年早寡,孤与(宇)独居;鸡鸣狗吠,无敢问者。”即指鳏夫与寡妇夜间来往,惊鸡动狗,已露风声。此处亦谓女子忆昔与郎幽会往来,不免风吹草动,使兄嫂备悉隐情,而今若断绝,居家将何以见人?对兄嫂又如何解释?所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加上始乱终弃的严重后果,自然使她不无顾虑和动摇。何况那“鸡鸣狗吠”中幽会的柔情蜜意时刻,仍然顽固地在牵动着她那旧日的缕缕情思,使她依依难舍呢!“妃呼豨”,正是她在瞻前顾后,心乱如麻的处境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的一声歔欷长叹。清人陈本礼《汉诗统笺》云:“妃呼豨,人皆作声词读,细观上下语气,有此一转,便通身灵豁,岂可漫然作声词读耶?”闻一多《乐府诗笺》亦云:“妃读为悲,呼豨读为?歔欷。”训释至为允当。三字悲叹,在感情、语气上承上启下,直贯结尾二句意脉。“肃肃”,形容风声凄紧;“晨风”,即晨风鸟。《诗·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晨风鸟即雉,朝鸣以求偶。“飔”,闻一多训为乃 “思”字之讹,言晨风鸟慕类而悲鸣。“高”,音、义皆同“皓”,指东方发白,天将欲晓。二句写女子在悲叹中但闻秋风阵阵凄紧,野雉求偶不得的悲鸣不时传来,使她更加感物共鸣,相思弥甚,犹豫不决。然而她又自信:只待须臾东方皓白,定会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陈本礼云:“言我不忍与君绝决之心,固有如曒日也。谓予不信,少待须臾,俟东方高则知之矣。”(《汉诗统笺》)如此,则“高”尚有喻其心地光明皎洁,感情热烈持恒之义。不过,这层隐喻之底奥,在字面上却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读者似乎亦拭目以待其下文。故庄述祖、闻一多皆以为《上邪》即本篇下文,应合为一篇。余冠英亦认为“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此说确实发人深省。
此诗的结构,以“双珠瑇瑁簪”这一爱情信物为线索,通过“赠”与“毁”及毁后三个阶段,来表现主人公的爱与恨,决绝与不忍的感情波折,由大起大落到余波不竭。中间又以“摧烧之”、“相思与君绝”两个顶真句,作为爱憎感情递增与递减的关纽;再以“妃呼豨”的长叹,来联缀贯通昔与今、疑与断的意脉,从而构成了描写女子热恋、失恋、眷恋的心理三部曲。层次清晰而又错综,感情跌宕而有韵致。其次,这首诗通过典型的行动细节描写(选赠礼物的精心装饰,摧毁礼物的连贯动作)和景物的比兴烘托(“鸡鸣狗吠”及末尾二句)来刻画人物的细微心曲,也是相当成功的。
这首词从怨女的角度,展现了一幕人铸间悲剧。通过描写闺中人思念远戍征人,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上片起二句从捣练的工具运思下笔,而字里行间自有捣练之人。从“砧面莹”的“莹”字,可以想见,作为一位征人的妻室,捣练帛,作征衣,早已是她的繁重的家务劳动的一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至那面砧石已经被磨得如此光莹平滑。从“杵声齐”的“齐”字,则可以想见她的捣练操作之熟练,以及与同伴合作之协调。而那一记记有节奏的杵声中,正倾注了她辛劳持家的全部心力。传出了她忆念远人的万缕深情。
下面“捣就征衣泪墨题”一句。道破题旨,点明其捣练制衣的目的是寄与远戍边关的丈夫,而题写姓名、附寄家书之际。一想到丈夫远在万里外,归期渺茫,生死难卜,今世今生,相见无日,不禁愁肠千转,泪随墨下。“泪墨题”,一边磨墨,一边落泪,泪水和着墨水写信。这三个字,饱含了一位失去家庭幸福的妇女的无限辛酸苦痛。
结末两句与“捣就征衣”句紧相承接,从戍人的角度进一步加重了这幕悲剧的份量。句中的“玉关”即玉门关,但此处不一定是实指,只是极言戍地之远,也暗含班超上疏所说“但愿生人玉门关” (《后汉书·班超传》)及李白诗“玉关殊未人” (《塞下曲》六首之五)之意。
结末两句采用了翻进一层的写法。这两句先写玉关之远,再推进一层。写戍人所在地之远,从而使上、下句间有起伏转折之致,而且,每转愈深,把这一家庭悲剧显示得更其可悲,把悲剧中女主角的伤离怀远之情表现得更深更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负载着她的柔情蜜意的征衣包裹,寄到玉关已要经历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寄到远在玉关之西的戍人手中,就更遥遥无期了,更不知这包寒衣寄到时戍人是否尚在人间。这样一个最凄惨、最残酷而又可能出现的悲剧结局,正是长期笼罩在她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正是她题寄这包征衣时泪墨难分的一个最痛楚的原因。
欧阳修名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颇为人称道,此词结尾句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精炼含蓄,概括集中,感情真挚,余韵悠长,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述:“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
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自嘲的杜牧,其实是位颇富同情心的诗人。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路过金陵,曾为“穷且老”的昔日歌女杜秋,写了悲慨的《杜秋娘诗》;两年后,诗人任东都监察御史,在洛阳重逢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又为她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洒尽满襟”清泪——这就是此诗的由来。
风尘女子的沦落生涯,在开初往往表现为人生命运的惊人跃升。此诗开篇一节,正以浓笔重彩,追忆了张好好六年前初吐清韵、名声震座的美好一幕:“翠茁(zá,生长)凤生尾,丹叶莲含跗(花萼的基部)”——这位年方“十三”有余的歌女,当时身穿翠绿衣裙,袅袅婷婷,就像飘曳着鲜亮尾羽的凤鸟;那红扑扑的脸盘,更如一朵摇曳清波的红莲,含葩欲放。诗人安排她的出场非同一般,那是在一碧如染的赣江之畔、高倚入云的滕王阁中——正适合美妙歌韵的飞扬、回荡。为了这一次试唱,人们特为准备了铺张的“华筵”,高朋满座。而处于这一切中心的,便是张好好。
此刻,她正如群星拱卫的新月,只在现身的刹那间,便把这“高阁”的“华筵”照亮了。为着表现张好好的惊人之美,诗人还不忘从旁追加一笔:“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主公,即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当时诗人正充当他的幕僚);“来踟蹰”,则化用《陌上桑》“使君从东来,五马立踟蹰”之意,描写沈传师在座中初睹张好好风姿的惊讶失态的情景,深得侧面烘托之妙。
然后便是张好好的“试唱”,诗中描述她在“吴娃”的扶引下羞怯登场,低头不语地摆弄着长长的前襟;一双发鬟高下相宜,缕缕发辫才曳过短襦——寥寥数笔,画出了这位少女的无限柔美羞怯之态。令人不禁要怀疑如此小儿女家,竟有声震梁尘的妙喉。然而,“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当她像贞元(785-805)间名妓关盼盼那样乍一摔袖,席间便顿时响彻小凤凰一般清润圆美的歌鸣。这歌声嘹亮清丽,竟使伴奏的器乐都有难以为继之感,以至于琴弦快要迸散关钮、芦管即将为之破裂。而张好好的袅袅歌韵,却还压过“众音”,穿透高阁,直上云衢。白居易《琵琶行》表现商女奏乐之妙,全借助于连翩的比喻描摹;此诗则运用高度的夸张,从伴奏器乐的不胜竞逐中,反衬少女歌喉的清亮遏云,堪称别开蹊径。
一位初登歌场的少女,一鸣惊人,赢得了观察使大人的青睐。她从此被编入乐籍,成了一位为官家卖唱的歌妓。未更人事的张好好,自然不懂得,这失去自由的乐妓生涯,对于她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她大约到是满心喜悦地以为,一扇富丽繁华的生活之门,已向她砰然打开——那伴着“主公”在彩霞满天的秋日,登上“龙沙”山(南昌城北)观浪,或是明月初上的夜晚,与幕僚们游宴“东湖”的生活,该有无限乐趣。最令诗人惊叹的,还是张好好那日愈变化的风韵:“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不知不觉中,这位少女已长成风姿殊绝的美人。当沈传师“旌旆”东下、调任宣歙观察使时,自然没忘记把她也“笙歌随舳舻”地载了去。于是每遇霜秋、暖春,宣城的谢朓楼,或城东的“句溪”,就有了张好好那清亮歌韵的飞扬。这就是诗之二节所描述的张好好那貌似快乐的乐妓生活——诗人当然明白,这种“身外(功业、名声)任尘土,樽前极欢娱”的“欢娱”,对于一位歌妓来说,终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长久。但他当时怎么也没预料,那悲惨命运之神的叩门,对张好好竟来得如此突然。而这一节之所以极力铺陈张好好美好欢乐的往昔,也正是为了在后文造成巨大的逆转,以反衬女主人公令人惊心的悲惨结局。
这结局在开始依然带有喜剧色彩:“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仙人所乘)”。
那风度翩翩、长于“讽赋”的聘娶者,就是曾任“集仙殿”校理的沈传师。诗序称他“以双鬟(一千万钱)纳之”,可见颇花费了一笔钱财,故诗中以“碧瑶佩”、“紫云车”等夸张之语,将这出“纳妾”喜剧着力渲染了一番。张好好呢,大约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归宿,生活拘检起来,正如传说中的天台仙女一般,关闭“洞门”,不再与往日熟知的幕僚交往。“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二句,叙女主人公为妾景象,虽语带诙谐,字里行间毕竟透露着一种孤清幽寂之感,它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身为侍妾,生活过得其实并不如意。
诗情的逆转,是数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逢:“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当年那绰约风姿的张好好,才不过几年,竟已沦为卖酒东城的“当垆”之女。这令诗人十分震惊。奇特的是,当诗人揭开张好好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时,全不顾及读者急于了解沦落真相,反而转述起女主人公对诗人的关切询问来:“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此四句当作一气读,因为它们在表现女主人公的酸苦心境上,简直妙绝——与旧日朋友的相逢,竟是在如此尴尬的场合;张好好纵有千般痛楚,教她也无法向友人诉说。沉沦的羞惭,须得强加压制,最好的法子,便只有用这连串的问语来岔开了。深情的诗人不会不懂得这一点。纵有千种疑问,也不忍心再启齿相问。诗之结尾所展示的,正是诗人默然无语,在“凉风生座隅”的悲哀中,凝望着衰柳、斜阳,扑簌簌流下满襟的清泪——使得诗人落泪不止的,便是曾经以那样美好的歌喉,惊动“高阁”“华筵”,而后又出落得“玉质”、“绛唇”、“云步”“艳态”的张好好的不幸遭际;便是眼前这位年方十九,却已饱尝人间酸楚,终于沦为卖酒之女、名震一时的名妓。
这首诗正以如此动人的描述,再现了张好好升浮沉沦的悲剧生涯,抒发了诗人对这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难女子的深切同情。作为一首叙事诗,诗人把描述的重点,全放在回忆张好好昔日的美好风貌上;并用浓笔重彩,表现她生平最光彩照人的跃现。只是到了结尾处,才揭开她沦为酒家“当垆”女的悲惨结局。这在结构上似乎颇不平衡。然而,正是这种不平衡,便在读者心中,刻下了张好好最动人美丽的形象;从而对她的悲惨处境,激发起最深切的同情。
解释二:孤灯残月伴闲愁,
几度凄然几度秋;
哪得哀情酬旧约,
从今而后谢风流。
这是杜牧的爱人张好好写给他的诗,诗里有爱,爱重含愁,愁中又透着决然。
杜牧和湖州名妓张好好是在南昌沈传师的府上认识的。当时的的杜牧尚未成家,风流倜傥,而张好好美貌聪慧,琴棋书画皆通。参加宴会时两人经常见面,张好好倾慕杜牧的才情,杜牧爱上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湖中泛舟,执手落日,才子佳人,自是无限美好。本应该留下一段佳话,让人没想到的是,沈传师的弟弟也看上了张好好,很快纳她为妾。张好好作为沈传师家中的一名家妓,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杜牧亦官位低微,只好一认落花流水空余恨,就此互相别过。
张好好出嫁时留下此诗,从此一入侯门。后杜牧在长安抑郁而死,张好好闻之悲痛欲绝,瞒了家人到长安祭拜,想起相爱与别离的万般凄楚,竟自尽于杜牧坟前。
所以不是什么同情,是爱情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