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通过联想,在上阙运用以形象描写不同风格的音乐,从开始的轻柔旖旎,瞬间变为雄壮高扬,然后归于悠扬致远;在下阙则对比音乐本身,一是同一时间内,繁音细响与清越之声之对比,二是不同时间内,音乐之抑扬起伏的对比,添之以自己的感慨,使整首诗具备与原作不同的艺术韵味。
词先写乐声初发,仿佛一对青年男女在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亲昵地私语 ,谈爱说恨,卿卿我我,往复不已。“弹指泪和声”倒点一句,见出弹奏开始,音调轻柔而又哀怨。“忽变”三句,写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战士在鼓声下驰骋沙场,无人可挡。结尾的“回首”两句,以景物形容声情,把音乐形象化给人缥渺幽远之感,。"回首暮云远",让人联想起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之将士,也与上文中“轩昂勇士”相联系,将独立的音乐片段串起来。白云浮动,柳絮漂浮,若有若无,忽远忽近,难以捉摸,却逗人情思。
接着是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与啁哳之声相伴,唯独彩凤不鸣。这里写以凤凰不鸣,起到"留白"的特殊效果,也点出了深刻哲理:真正内涵的,从不在言语上夺人眼球。之后琴声在瞬息间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走进悬崖峭璧之中,脚登手攀,前行一寸,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正在步履维艰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飘然坠入深渊,弦音戛然而止。至此,词人确乎借助于语言,把这位乐师的高妙弹技逼真地再现出来了。最后五句,则是从听者心情的激动,反映出成功的弹奏所产生的感人的艺术效果。“指间风雨”,写弹者技艺之高,能兴风作雨;“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深,肠中忽而高寒、忽而酷热;并以“烦子”、“置我”等语,把双方紧密关联起来。音响之撼人,不仅使人坐立不宁 ,而且简直难以禁受,由于连连泣下,再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推手从归去”描写的是琴师奏完将琴推开的动作,也在其中暗示这诗人心中归隐的情怀。“无泪与君倾”,表现出诗人此时肠中之郁结,比起原诗中“湿衣泪滂滂”更为不堪较之,更为含蓄,也更为深沉,虽然无落泪,但是更加表现出心情的郁结。
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词人巧于取譬,他运用男女谈情说爱、勇士大呼猛进、飘荡的晚云飞絮、百鸟和鸣、攀高步险等等自然和生活现象,极力摹写音声节奏的抑扬起伏和变化,借以传达乐曲的感情色调和内容。这一系列含义丰富的比喻,变抽象为具体,把诉诸听觉的音节组合,转化为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这就不难唤起一种类比的联想,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末后再从音乐效果,进一步刻画弹技之高,笔墨精微神妙,可说与韩诗同一机杼,同入化境。
苏轼这首词的“隐括”,即把韩愈的诗文《听颖师弹琴》剪裁改曲词,虽保留了韩诗的总体构思和一些精彩的描绘,但又在内容、形式以及两者的结合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此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对情郎的思念。前八句写女子一年四季日夜思念情郎,心神不宁;中八句写女子与情郎原是青梅竹马,女子早已以心相许;后六句表现女子欲与情郎结为百年之好的强烈愿望。全诗以代言体形式,运用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和通俗生动的比喻,通过女子之口倾吐刻骨相思和美好愿望,情真意切,委婉动人。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写的是秋夜相思之苦。西风、冷月、霜露这些词语所造成的意象有力衬托了相思之苦。“二月君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表明自秋至春相思之情不减,春、秋两季如此,夏、冬两季如何相思,也就不言可知了。《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所说是春与秋,笔法正相同,都是表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管是温暖的春天花开之日,还是寒冷的霜风秋雨的月夜之时,梦魂萦绕辗转反侧,相思之情深切。诗人运用了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九月西风兴”“二月君风来”,既是写时间、气候的变化,也是为写少女相思渲染气氛。“月冷霜花凝”“草坼花心开”,既是写景,又是烘托少女相思之心,其中有比喻的因素。以上八句,四句写秋夜的相思,四句写春日的相思,情韵缠绵,感人肺腑。
在描绘了相思之情的深远久长之后,主人公便以更明确的口吻作自我身世介绍:“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这里洛桥难以指实,亦不必指实,只是表明这位女子与君住得不远。“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不仅住处相近,相识亦很早,已有八年之久,但是二人没有结合,至今还在苦苦相思。接下去的“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交代了原因,原来是门第身份差别太悬殊,就像松树下的女萝草,虽然有心攀援缠绕而上,但可惜“蔓短”而松树枝又很高,“萦回上不得”。以形象的比喻点出了二人不能结合的原因。
主人公没有就此罢休,仍然从秋夜到春日在长相思,而且还发出了充满一片痴情的祝愿:“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听人说人要是有一个美好愿望,只要这个愿望真诚至极,就会感动上天,上天就能成全,使之成功,所以她才长相思,并且发出“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的美好心愿。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二者几乎雷同,不过是把“比翼鸟”换成“比肩兽”罢了。诗人以“步步比肩行”的“远方兽”及“枝枝连理生”的“深山木”为喻写女子的心愿,具体形象地写出了抽象的感情。
这首诗中有不少数量词,如“一夜”“九”“十五”“二十三”等,大多两两相对,如“九月”对“二月”。这些数量词与其它词的巧妙搭配,使语言更加通俗,别具一格。前八句和后四句又用了隔对法。“九月”四句用蒸韵,与“二月”四句用灰韵,句句隔对,交错回环;后四句是隔句对,既是排句,又是比喻。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诗思丰富深刻,情感缠绵俳恻,情调凄婉哀怨,更能激荡读者的心灵。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