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吹白浪，照见赤龙堂。
龙堂负贝阙，阴火春波热。
鲛人卖髯绡，夜夜唱明月。
东风吹白浪，照见赤龙堂。
龙堂负贝阙，阴火春波热。
鲛人卖髯绡，夜夜唱明月。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这首诗写谢雨路上所见之景：丽日、碧溪、游鱼、树木、黄童、白叟、麋鹿、猿猱，一景一句，恰似电影镜头，连续将客观景物一个个展现在读者面前。
“照日深红暖见鱼”，深红温暖的夕阳斜斜地映照潭水，把潭水染得通红也增加了一份暖意，而潭中的鱼儿欢快游玩，清晰可见，染红了的潭水、欢快游动的鱼儿都是春旱过后、大雨降后的情景，词人虽未点出春旱之时的情景，但读者可以想象那是一定是潭水干枯、鱼儿无处寻觅，这样的前后对比之中、温馨的画面之中隐含了词人欣喜的心态。“连溪绿暗晚藏乌”，沿着石潭向四处望去，看见成阴的绿树接连一片，而深藏其中的乌鹊发出鸣噪的声响，动静结合，更显幽静。“黄童白叟聚睢盱”，以黄童、白叟代称所有聚集的人群，词人看到他们都呈现出喜悦兴奋的神态。上片中红、绿、黄、白等色彩和谐搭配，动景、静景巧妙结合，景物、人群完美融合，运笔灵动、构思精巧。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麋鹿在突然之间逢遇如此多的人群顿觉不习惯，有一种惊慌之感，而猿猱却一听到喧天的喜庆鼓声不招自来，极度兴奋，这一对比的描写情趣盎然。以动物的反映间接写出石潭谢雨的欢闹情景，不着一字，而风流自现，可谓神笔。“归家说与采桑姑”，结尾由实转虚，笔法灵活，词人想象这些观看长官亲自谢雨而欢喜异常、激动难耐的在场者，归家之后一定会把谢雨之时的欢腾景象向采桑姑细细说与。
在这首小词之中，词人丝毫没有描写自己的心境，但透过词人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读者自可体会词人无比兴奋之情，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