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写三军祭祀誓师的悲壮场面，次句用夸张手法极言起义军气势之盛，第三句借用典故来形容义军将士众多，声势浩大，突出军威之壮，末句表达了抗清的必胜信念。全诗一气呵成，语言激昂豪放，雄健有力，洋溢着英雄豪情。
“缟素临江誓灭胡”句描绘出诗人亲率三军面对滚滚长江水，衣冠似雪哭声百里，举哀祭祀，誓死灭胡的悲壮情景。“雄师十万气吞吴”句中“雄”和“十万”言其气势浩大，可以吞掉整个“吴”地，表达出诗人灭清的雄心壮志。
诗人描绘出誓师的悲壮场面尚不足以表明灭清的决心，于是又写出“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两个双重否定句，进一步肯定抗清必胜。这里，诗人借用“投鞭渡”的典故写军旅众多，力量强大，抗清必胜，失地“中原”一定会收复，明朝江山依在。诗中字字句句显出军人风、英雄气、爱国情，读来铿锵有力，令人振奋。
此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势”，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聊短述”，抒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诗题中一个“如”字，突现了江水的海势 ，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曰 ：“聊短述 ”。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既然是聊为短述，绝不能出语平平。诗人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聊短述”的良苦用心，炉火纯青的诗艺，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动人心弦的审美效果。
正由于杜甫艺术上的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因此老年臻于出神入化、妙手成春的极境。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死花鸟莫深愁”。仇兆鳌评杜甫“ 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杜诗详注》卷之十）同时他还转引钱笺可相互发明：“春死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杜诗详注》卷之十）这里是说点明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
至于“ 浑漫与”中的“与”字，旧本曾作“兴”，清末郭曾忻解释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读杜札记》）此处强调任笔所之，自然而然。总之，首颔二联总体着眼，大处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势，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涵，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写的办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涉，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杜诗解》卷二）所谓海势，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势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势。为此，诗人紧接首颔二联虚写海势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
故颈联道 ：“新添水槛供重钓，故著（着）浮槎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悟及海势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嗣奭所说 ：“水势不易描写 ，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杜臆》卷之四）又如金圣叹所说 ：“不必于江上无涉，而实非着意江上也。”（《杜诗解》卷二）尾联诗人以一“焉”字，即巧作转折，融注新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兴味，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杜诗解》卷二）
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每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尤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顾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弁此诗者。题是‘江上值水如海势’七字而止，下又缀以‘聊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谓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杜诗解》卷二）从他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诗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势。此诗以虚带实，出奇制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田家三首》是一组完整的诗篇。第一首诗写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辛勤紧张地在地里劳动，到头来却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都被官府以田赋和徭役的形式搜刮去了。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子子孙孙还得把这种悲惨的遭遇延续下去。第二首诗通过具体的事例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为催租逼税而威胁恫吓直至私刑拷打农民的种种罪行，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封建暴政下的痛苦生活。这首诗前六句写农民在完成夏税的征敛中被封建官府剥削一空的情景，次十句写里胥在催租时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威胁恫吓的情景，后二句写农民听了里胥的一席威胁话语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第三首诗前八句描绘的是秋收后农村的景象，后六句则是描绘诗人因迷路在农家借宿的经过。这首诗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淳朴可敬的田翁老人形象，反映了诗人和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三首诗体现了一些共同的特色。一是叙事朴实生动，客观真实；二是语言质朴无华，几近口语，体现了田园诗的本色；三是运用生动的形象描写与对话描写，极富艺术感染力，忠实客观地表现了农村悲惨的生活图景，含蓄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诗人对封建官吏的憎恶，对穷苦民众深切同情的民本思想和对自己遭贬永州、前途无望的愤慨。清人毛先舒说这组诗“叙事朴到”，这一评价是精当的。
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牡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这组诗第一首却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读者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读者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有”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那还是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诗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诗人的心情又会如何，读者也就不难体味了。
第二首诗自注说是写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两首诗的题材完全一样的，都是“惜”牡丹花，但是切入的角度却又有所不同，前一首“晚来唯有两枝残”，是硕果尚存，而这一首却已是败蕊残花，一片狼藉，看上去简直有点惨不忍睹了。诗是这样开头的：“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当牡丹盛开之时，当然不会被冷落，可是一旦花期过后，真的到了花萼低垂、冷雨萧瑟、花瓣飘落、随风飞散之际，就不会有人前来赞赏她曾有的富贵妩媚，或者关注她如今的凄凉处境。白居易用两个字“寂寞”，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其间的不幸。前一首以“惆怅”领起，说的是白居易惜花的无奈感受，这一首用“寂寞”开篇，点出了落花的冷落处境。这是一种真正护花使者才会有的境界，而绝不是那些附庸风雅、追随时髦者所能想象和体会的。咏物诗写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在借咏物而言志了，也许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善行，可是真正需要的却往往是无人喝采的雪中送炭呀。
接下来的两句诗，“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具体细微地刻画了风雨过后落红满地的景象，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极尽强调、渲染之能事。先说哪怕在是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开败的牡丹随风飘落也会令人感到无比惆怅，进而强调眼前所见，当初在枝头上或含苞待放，或笑靥迎人的花瓣已经不但开败，“何况”又纷纷“飘零”在风雨过后的“泥土中”，那种惨状，那份凄凉，只要是有一分爱花的心思，哪怕是石头人见了也要落泪了，更不要说白居易面对此景又该做何感想了，这实在是他无从表达也不忍明说的。诗歌也就在这种让人不忍卒读的情绪中，黯然而止了。
白居易此组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居易的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轼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像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融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读者陶醉在李商隐、苏轼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