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江干远树浮”二句，粗笔勾画江天远望的视觉印象，顺便点题。开篇就是“远树”、“天际”，使诗人那极日远眺、思深虑远的意态跃然纸上。远处的树木随着江岸一起在水面上飘浮，这是一种艺术变形，是由舟中远望时动摇不定的视觉印象与若浮若现的身世之感交融而产生的创造性想象。远烟孤起，是一个经过强化的画面。远烟，本来并不惹人注目，诗人不仅表现了它的存在，而且强调了它那孤独的升起，显然，这是孤身羁旅之情的外射。
“江天自如合”二句，如果说前两句勾出了一幅初步的素描稿，那么这两句就是深入刻画的景象，表现着印象与感受的更深一个层次。看吧，江天一色，空明浑涵，远树如烟，虚实一体。诗人在物与己的对比关照中，强烈意识到天地的雄浑壮观和大自然的自在与和谐。
“沧流未可源”二句，是画面绘事的最后一笔。诗句主要抒写去程邈远，难以预期，宦海浮沉，吉凶莫测的忧虑。其中不乏失落感和虚无感。与此同时，诗句也赞叹了大自然的无限壮阔，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灵魂深处积极高扬成分的折光。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但景中寓情，写得情景交融，诗意盎然。诗人强调主观印象、独特感受。按照由景入情，由实入虚的脉络展开意境，两句一转，层次井然。诗歌的笔调疏淡，语言清丽。
范云诗向有“轻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钟嵘《诗品》）之誉，此诗当之无愧。口语化的诗句，和谐的声韵，巧妙的对仗，读来有如流风回雪，轻便宛转。诗有凄婉之意，但因眼界高远，用笔遒劲，基本情调还是悲壮的。
《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