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气焰嚣张，妄图消灭东晋，统一南北。东晋只有八万军队，不到苻坚的十分之一。而淝水一战，晋师大败苻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住了晋国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对南宋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上片首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长江形势图，眼前只看到长江雪浪，滚滚滔滔，千里奔腾，一泻而下，阻隔南北。据传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观望长江时，曾感叹地说：“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他两次伐吴，都未成功，长江阻隔，是其重要原因。如此天险，北方的金兵是难以逾越的。高宗如果稍有恢复中原之志，就应利用天险，加强设防，固守长江，以遏强虏。当然，天险难逾，并不等于绝对不可逾。三国时东吴孙皓，仅凭天险御敌，终于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李纲强调天险难逾，还必须加上“人谋克壮”，天险可凭，而又不可仅凭天险，重在人谋。有天险可凭，又加上人的深谋远略，北方索虏，岂敢吞噬我们的土地？索虏是南北朝时南方人对北方敌人的蔑称。这里既是指前秦，也是指金兵。这段描写兼论述为下文写晋师以少胜多提供了依据。下文很自然地转入到对淝水之战的记述。
苻坚率百万之众“倏忽长驱吾地”。倏忽，言其神速；长驱，言其势猛。这句极言秦兵强大，乃为后面秦兵失败作反衬。欲抑先扬，以突出晋军胜利其意义重大。
当苻坚南侵，大敌当前之时，谢安作为东晋宰相，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决定大政方针：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二是运筹帷幄，用人得当。他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统率全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还有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等，协同作战。谢安深信他们的谋略将才，放手让他们发挥主动作用，自己不插手，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若定，镇静自如。《通鉴》载：“谢安得驿书，知秦军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可见他胸有成竹，料事如神。故词中称赞：“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颐指”，即指挥如意。
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确为历史奇迹，故换头以“奇伟”领起，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了生动的铺叙。谢玄等以“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戈甲，代指军队；蛇豕，封豕长蛇之简称。《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大）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长蛇，比喻强大的贪暴残害者。此借指苻坚。“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弭，弓之末梢，用骨质制成，用以助驾车者解开辔结。谢玄、谢琰、桓伊等指挥数千之众，直渡淝水，击退北军，使北军望风披靡。苻坚等登上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军。在败逃路上，夜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追杀过来。弃甲曳兵，亡魂丧胆，惊慌失措，狼狈北逃。词以十分快意的笔调赞扬晋军出奇制胜、力挫强敌，保住了东晋的江山和人民，免遭“索虏”吞噬。其功业之伟大，虽“周雅”所歌颂的周宣王中兴也不得专美于前了。《诗·小雅》中的《六月》、《采芑》等诗记述周宣王任周尹吉甫、方叔等率军北伐 狁，南惩荆蛮，使西周得以中兴。淝水之捷，其功不亚于此。
全词从长江天险写起，指出既凭天险，又重人谋，何惧“索虏”！接着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过程及其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是可以被打败的。只要弱小的一方敢于斗争，人谋克壮。词还突出了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颐指”的作用。曾担任高宗宰相的李纲多么希望自己能起类似谢安那样的作用，可惜他没会机会。他写这首词，意在讽谕高宗以古为鉴，须知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强敌不足畏，全在“人谋克壮”。应痛下决心，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作者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本词描写泛舟兰溪的闲情逸致，表现了作者对故乡山川风物的热爱。本词有和婉优美的意境，朴素平易的语言，轻捷明快的节奏，读之颇觉轻松，回味又觉恬淡温馨。
开头一句说，船儿分开波浪，平平稳稳地前进，用“桂”修饰“棹”，说明这是一只装修精美、小巧玲珑的游艇；“悠悠”，说明船儿走得不紧不慢，反衬出船上人悠闲自在的情景。“烟幕层峦，绿水连天远。”这是词人在船上看到的景物，烟雾缭绕中群山起伏连绵，湖上荡漾的绿水一望无际，一直伸向远远的“天边”。风光美好，景色宜人，词人心旷神怡，不免诗兴大作，“赢得锦囊诗句满，兴来豪饮挥金碗。”美好景致的感染，使他灵感顿至，得到了不少优美的诗句。“赢得”，获得、得到；“满”，极言其多。创作的收获，使他得意之极，于是挥动“金碗”，开怀畅饮。“挥”字生动地写出饮酒时踌躇满志，兴高采烈的神态。诗句盛满“锦囊”，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夸张手法用得恰当，“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文心雕龙夸饰》），所以读起来自然贴切，绝不会感到“言过其实”。
过片之后，继续写景，同时表达词人的感受，曲折回环，极其细密。“飞絮撩人花照眼”，“撩”字和“照”字，把漫天飞舞的柳絮和五彩缤纷的花朵写活了。本来，“撩人”也罢，“照眼”也罢，是人的主观感觉，此句中的“人”，反而变成了被动者，“飞絮”和“花”反而成了“使动者”，似这样构思奇特、新颖的句子，可谓神来之笔。“天阔风微，燕外晴丝卷”两句，进一步写出天晴朗、风和日丽的时令特征，辽阔的天空，细微的云丝，本是静境描写，但有微风吹拂，燕子飞舞，又使静中有动，“外”字分明地勾勒出景物的层次，放眼望去，燕子是在“卷”着“晴丝”的碧蓝的天下飞翔的，因此才说是“燕外”这两句用字恰到好处，颇见功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词人观察细致，因此能用了了数字，绘出符合生活真实的画面。 “翠竹谁家门可款？舣舟闲上斜阳岸。”一边观赏风景，一边饮酒赋诗，可知时间过得很快，夕阳西下，该回去了，遥望岸上，于是他想到，那绿竹掩映的人家，谁家可以款待我呢？想必那其中有他的熟人和亲友住居的处所，大概他已经考虑成熟，于是驱舟上岸。
尾句与首句相呼应，从内容来说，叙述完了整个游程。由小船“分浪稳”起，到小船在“斜阳”中泊岸止，这样写就人的审美心理看，顺乎常情，且使全词上下贯通为浑然一体，结构更臻完善。
这篇赋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而常陷于进退两难处境的极大不幸，表达了作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的思想。全赋情理并茂，语言清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开篇“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诗人以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且独秀于万物起句，表现出入生并无二致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志趣不同，处世追求也各异，他们“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生活都以“常傲然以称情”为准则，称情适性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诗人一生所坚持的法则。但是时代的发展又总是超乎人的想象，上古“抱朴守静”的真淳廉洁退让的节操渐逝，代之而来的是大伪斯兴、世俗趋进的风气。上古的淳朴之风就此不复。人们也因驱驰不同而区分为各不相同的群体。那些热衷功名之士，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博得君王欢心，由此奸邪谗佞之徒辈出，“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所呈现出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人人自危，才智之士避政治而远之，纷纷“逃禄而归耕”。
诗人所言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自己的现实。或许诗人看惯了现世的虚伪狡诈之风，更或是自己内心的向往，慨然独倡“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的生存准则，而且要做一个“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真实的人。而历史上那些“怀琼而握兰”的孤独前行者，抱穷守节、矢志不渝者，他们的不遇局面完全是由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的混浊世风，还有“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的昏聩圣上造成的，文章对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在这种混浊的环境中，诗人提出自己“莫为善之可娱”的处世原则，也表达了自己面对虚伪狡诈的社会而不屑“逐其流而扬其波”，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的意愿。这是第一层。从“哀哉！士之不遇”进入第二层，在这一层中，诗人历数了圣贤不遇于时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张释之、冯唐虽然赖知己而终得升迁，颜回、伯夷好学行义而全其节，但却付出了“苦心而旷岁”“何死生之苦辛”的惨重代价，他们在人生不同追求的道路上荒弃了太多美好的时光，而没有给短促的生命找到快乐的注脚。这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诗人自己一贯坚持的人生短促、称性而活、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观，表现出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功名利禄只是外在的点缀而已的强烈的主体觉醒意识。
最后结尾自然是基于上述认识的自我心志的陈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指出了自己宁肯固穷，也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而委屈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表达了“谢良价于朝市”的归隐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