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这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西羌叛乱招引大唐国征讨、白利将军奔赴战场助军威的景致。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形势，烘托气氛，点明题旨，升华主题，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剑决浮云气，弓弯明月辉”这两句以剑、弓显示白利威武的气势：挥动宝剑，使空中云气为之消散，弯弓如满月，似与天上的明月相映增辉。诗中“剑决”“弓弯”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度。侧面夸赞白起将军后代的白利将军武艺高强、万夫不挡之勇。
“马行边草绿，旌卷曙霜飞”这两句是诗人对未来战场情景的描写：战马在边塞中驰骋、旌旗在寒霜中飞卷。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但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鲜明生动的形象，都洋溢着李白的浪漫风采，寄托了李白的沉阔情怀。
“抗手凛相顾，寒风生铁衣”描绘一幅将士们举手凛然拜别、寒霜照铁衣的离别图景。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如果说伤别诉情诗是李白热爱人民的必然，那么饯行述怀诗则是李白兼济天下、富安万民理想之结果。
云、风、雷、电，天、海、月、涛，是李白爱入诗的事物。凌、挥、飞、吼，奔、卷、横、啸是李白最爱入诗的动词。此诗借用“云”、“月”、“风”、“卷”、“飞”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威武飒爽的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