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和内心的幽恨。苏轼借北齐善弹琵琶的冯淑妃的名字指称琵琶女,暗含着对她的技艺的赞许和肯定。“初上琵琶弦”,是说转轴拨弦,开始弹奏。听去果然不同凡响:“弹破碧云天。”古人形容歌声响亮和美妙,本有“响遏行云”之说(见《列子·汤问》),唐诗“歌遏碧云天”即由此而来。苏轼再加变化,用来夸说琵琶弹奏的高妙动人,是恰切不过,而又有创新意味的。着一“破”字,可能受到“鬼才”诗人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这句诗的启发,以突出其超常的艺术效果。由于受到词调字句的严格限制,苏轼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样在《琵琶行》中对另一个琶琶女的绝技展开描写,而只是从听者感受的角度,以夸张和写意的笔法作了高度的概括,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说琵琶女技艺高超,还表现在:“分明绣阁幽恨,都向曲中传。”能把一个闺中女子内心深微、复杂的感情,都通过琵琶弹奏的乐曲传达出来,让苏轼“分明”地加以体认,这是很精湛的技艺。这两句虽然同样写听觉感受,却从曲调传写的情感(或心理内容)着眼,因而并不显得重复,而且多少接触到了琵琶女的内心世界,也暗含着苏轼对她的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上片写琵琶女,句句紧扣“琵琶”的弹奏,寥寥几笔,就能给人以比较鲜明、深刻的印象。
下片转换角度,写琵琶女的外形美。过片“肤莹玉,鬓梳蝉”两句,从正面着笔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和鬓发俏丽,像是电影中的两个特写镜头,表现了琵琶女外形的美丽。接下去“绮窗前”一句,像是写了一个侧影,与上片联系起来看,这该是琵琶女弹奏之处,原来那美妙动听、曲传幽恨的琵琶声就是从这儿发出的。所以这一笔虽已虚化,却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结尾以明月来衬托,使琵琶女更显得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妙在将明月人格化,说明月在今夜特意随人行走(当明月发现琵琶女之后),似乎要同琵琶女比一比谁更美好呢。这是苏轼听到琵琶女弹奏时,恰好见到当空的一轮明月,灵感突发,因而获致的神来之笔
从全词来看,上片为主,而下片为宾,下片所写的人的外形美,对于上片所写的技艺之精、乐声之美来说,也是一种衬托。苏轼使二者相得益彰,更突出了琵琶女美的形象。这是作品艺术构思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