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词人自述游山玩水的寂静心态。“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从室内视角摄起的两个镜头，一为词人自己的闲适倚床的风姿。“闲”字突出了东坡的寂静舒坦的心态；“倚”字描绘了坐靠“胡床”的美姿。二为朝窗外望，只见“庾公楼外”的山峰重叠美景。山外青山楼外楼，宛如花开万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美丽极了。这是杭州的典型山光。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镜头转到室外。开句用设问的方式，强调无有同玩、同坐的生活空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赤壁赋》），遗憾的只能陪伴着“我”。整个上片人格化、自然化和谐统一，突现了东坡那种身心幽闲、旷然天真、潇洒自然，与大自然为伍的绰绰风姿。“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不仅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神韵，而且为下片的“吾与子之所共适”风月的意境作了对衬性的铺垫。
词的下片，特写与袁公济畅游湖山的独特享受。“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叙述宾主唱和赠答。是时词人知杭州，袁公济悴杭州。正当词人独自“闲倚胡床”时，这位副使驾着车子来了，打破了词人孤寂的沉闷世界，同游杭州湖山，“相得甚欢”，唱和诗词。“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进深一层，与上片对应，道出湖山之乐就在于袁公济的到来，打破了东坡的沉寂感，获得了情感上和语言上的共鸣，凝聚到一点就是：清风、明月，我们平均地享受吧，是画龙点睛之笔。整个下片，词人与袁公济的游山玩水、唱和赠答，浓缩了人生之精华，大地之灵气。游玩之乐，其乐无穷。
全词，运用了叙述与描写、写实与用典、对衬与渲染之笔，尽情抒发了东坡知杭州时与友畅游湖山之乐。那“楼外峰千朵”，“明月清风我”，“风月平分破”，如画一般，沁人心脾。凡是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永葆自然青春的，大自然将赋予他艺术的美妙的人生。
这是宋代诗人苏轼的一首下元诗。 下元，又称“下元节”“下元日”，为每年农历十月十五这一日，与正月十五“上元日”，七月十五“中元节”，同为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十月十五日，又逢一个月圆之夜，观月正当时，诗人与同僚好友一起登上徐州黄楼。此黄楼，为苏轼担任徐州太守时，率领民众治水成功后所建。楼成之时，诗人心情极为畅快，遂作此诗以记之。
比起中秋时节的好天气，下元日的天气也并没什么不同；无需用红纱灯照着坐位的旁边。这是写“下元之天气”，从侧面描写“下元月明”。用“不用红纱”，反衬“明月皎洁”真匠心别运，巧妙至极。此处化用了唐人诗句“接日红霞照座隅”之诗境。
远远望去，高山之下，白云冉冉，就像横铺的一条白色丝绢；俯瞰楼下，水中倒映一轮明月，就宛如横卧的一幅浮图画卷。这是写“下元之佳景”，从正面描写“下元月明”。水中浮图是明月，清景已然在镜中。此处或亦联想到唐人元稹“浮图诗”，“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早霞”之诗境。
扁舟短棹，尚未备妥，归去三峡，尚待时日；然已约轻舟，泛舟五湖，可拟当下。这是写“下元之志趣”。颇有李商隐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之高洁志向。值得一提的是，此句并非虚写，不久秦少游也来徐州拜师，同登黄楼，并写下《黄楼赋》，且与苏轼相约一同前往江浙游玩。
借问诸位，今日登临，风景绝佳；可是，明年今日，谁还会忆起，我这位太守呢？这是写“下元之感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预料明年今日会怎样呢？事实上，此时距离“乌台诗案”已经很近了。幸福的诗人毫无察觉，只是将最美的诗歌，献给了这座楼，献给了朋友，也献给了自己。
诗一开头即显雄伟气魄，境界开阔。“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描绘的既是两人相逢之地风浪蔽天、日昏舟危的景象，更渗透着诗人对时代政治环境的深切感受。江风浩浩，浊浪奔腾，看似“云根”一般的岸边山石和系船石墩受到浪花一阵阵的冲击，船上的高高桅杆，在江风中摇摇晃晃，显得景色分外惨淡。浊浪、危舟、昏天的景象正是晚唐动荡险恶的局势的象征。
接下来的两联把表现刘蒉的坎坷遭遇和抒发对刘蒉的深切同情紧密结合起来，“已断”句将刘蒉比作有万里翱翔之志的北国鸿雁，刚刚振翅就被狂风摧折，以此喻指刘蒉刚要在政治上奋飞高举即遭恶势力摧抑和扼杀的遭际。“更惊”句把刘蒉比作受谗而被流放的屈原，因为遭受诬陷，远贬南荒，难归乡土。前一个“已”字，后一个“更”字，紧凑有力地把刘蒉以“对策”触怒小人和后来横遭贬谪——其生平遭际中的两件大事——联结起来。而且通过沉痛愤慨的笔调，表现出诗人对刘羡之不平遭遇的扼腕叹息。颈联又借用历史人物进一步抒写对刘蒉的敬仰和同情。贾谊被贬三年，终于被汉文帝召回长安，拜为梁怀王太傅，可是同贾谊一样有抱负有才华的刘蒉却没能有被急诏征回的命运。接舆不满现实，曾编成歌词，嬉笑怒骂地批判当世，刘蒉也像接舆一样，批评朝廷，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士人和朝官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对策”。“谁先入”是对刘蒉“不得入”的同情和不平；“高歌”是刘蒉欲力抗王朝危亡而大声疾呼的勇敢选择，这一句饱含着诗人对他的不畏险恶、追求高洁情操的赞赏和敬仰。
尾联上句“万里相逢欢复泣”是对友人相逢时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态的写照。两位挚友在远离家乡、远离帝京的地方不期而遇，其兴奋和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又是两个同具匡世济国之心和忧时愤世之感的文人朋友，他们的这次重逢，恰恰同在他们患难之时：一个是因罪被贬；一个是因为受到腐朽势力的长期排挤而万里投荒，大体相同的坎坷命运和对国运的忧切，又使他们不得不泣。“欢”不过是知音意外相逢时那一刹那间的快事，“泣”则是长期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情怀的抒发。这其中，既有对个人命运的嗟叹，更多的是为国运难扶的悲泣，这一点在末句中的“凤巢西隔九重门”中已经表现得很显豁了。“凤巢”是贤者的象征，凤巢被拒之九重门之外，其济国匡世之才志备受排挤，不为君王所接纳反而流贬远地，朝中奸臣当道，君王被蒙蔽视听，臧否不明，晚唐王朝正如“重碇危樯白日昏”般岌岌可危。
李商隐是唐代诗人学杜甫的一个卓越的殿军。他的这首赠友之作能够将对朋友的同情、对同事的忧虑和对宦官黑暗势力的愤恨很好地融为一体，在深沉凝重之中饱含哀怆愤激，其风格深厚蕴藉，酷似杜诗而又有诗人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表现手法。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