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

　　前四句描绘贵家女子无忧无虑，悠闲得意的生活情景。“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这位贵家妖姬袅袅婷婷登上高楼，面对着楼下小巧玲珑、花草繁茂的花园，无忧无虑地在那里试着春衣，然后倚靠栏杆，观赏着夕阳映照下姹紫嫣红的春景。一个“试”字，传神地写出她那对镜穿衣、左顾右盼、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情态，大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意味；一个“倚”字，又活画出她那雍容不迫、悠闲自得的闲情逸致，仿佛陶醉在“夕阳无限好”的爽心悦目之中，令人想到王昌龄笔下“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的诗意。如果说首联只是纯用白描手法的人物写实，那么颔联则是用比兴手法进一步以景托情：“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上句化用《诗·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句意，以暗示贵妇年少色盛、充满着青春的欢笑；下句化用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曲江二首》）和“留连戏蝶时时舞”（《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诗意，以喻富家夫妻团圆欢聚的幸福，恰如彩蝶双飞，她没有别的妇女那种形单影只的空虚。妙在两句既写出贵妇登楼所见：园中桃红柳绿、莺飞蝶舞的景物，又以景喻人，衬托出贵妇青春韶华的欢乐、伉俪谐守的幸福，似景似人，妙合无痕。修辞上运用借喻，双关物我，意蕴丰富而形象生动；又暗中用典，如盐溶水，自然巧妙而不露痕迹。“夭桃”而能“含笑”，着一“笑”字，不仅园中景物全活，而且人物情态毕肖：在贵妇欢乐得意的眼中，“夭桃”也是“巧笑倩兮”。“舞蝶”之飞，着“不空”一词加以限制，顿然耐人寻味。暗示出贵妇得天独厚的优越幸福感，与下文征妇的“含泪”恰成鲜明对照。且对仗中嵌进“唯是”、“不空”这类虚词，使“夭桃”之笑，“舞蝶”之飞的意态更臻传神。

　　颈联和尾联则换了另一副笔墨，描写出征人之妻的幽思哀怨。“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诗人笔锋陡然一转，思接边陲，“视通万里”。“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这两句正写当时时事：上句说远戍赤岭一带防御吐蕃的征人久无音耗，归期无日；下句说鸿门一带仍被回鹘军队所围困，战争正在进行。这既是思妇“含泪”哀怨的思绪，也表现出诗人对时局的隐忧。在意脉上与前四句形成陡转，章法上亦有不同：前四句写贵妇于国事了无牵挂的悠闲自得，是实写；此二句写征人之妻遥思边境丈夫音沉信杳、生死难卜之忧，则是虚写。在时空的拓展上也产生了大幅度的跳跃：“久无耗”与“犹合围”暗示出时间之久远；“赤岭”、“鸿门”与“小苑”、“高楼”，则显示出空间之殊异。此联对仗也见工巧，“鸿”谐音“红”，与“赤”同为颜色，构成真假对，而“赤岭”与“鸿门”又是地名对。尾联再挽回笔锋写眼前现实：“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这两句承颈联而言：正因为边疆战士久无音信，生死不明，致使多少家中思妇因为锦书难寄，只能坐在织锦书的鸳机旁边含泪思念远戍的丈夫，那针针线线，经纬交织的锦书，凝聚着思妇多少相思、忧虑和哀怨。

　　此诗描写两种闺情，除使用对比映衬手法之外，在遣词设色上，接受了齐梁宫体诗艳丽工巧的影响，但内容密切联系时事，风格也不流于浮艳柔靡。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对齐梁宫体的一种改造。

　　《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