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复古《木兰花慢》，与其妻所作《祝英台近》背景相似，应为同一婚姻悲剧。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载：“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略）。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指出：“《木兰花慢》怀旧词，前阕有‘重来故人不见’云云，与江右女子词‘君若重来，不相忘处’，语意若相酬答，疑即为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木兰花慢》“但依然、杨柳小楼东”之句，又与《祝英台近》“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境界十分相似，那么这首词很可能是真正的悼亡之作。且戴词有“十年”之语，亦与其妻之词相吻合。则《木兰花慢》此词，实为复古与妻子诀别十年之后，重来旧地之作。所谓“怀旧”，实为悼亡。
“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起笔便充满哀伤。又是一年春天，处处莺啼燕语。词人面对大好春光，满腹伤心事，即使让那啼叫不停的莺和燕来诉说，恐怕也无法说尽，更何况人鸟语言不通，它们如何了解词人的伤心怀抱？“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十年不断之隐痛，却道为一点闲愁，貌似平易却更见痛之深。恼乱即撩乱，宋人口语。十年以来，每逢春天，这种心情就格外为春风所撩乱。词情遂指向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时妻子作诀别之词，有“后回君若重来”之句，故下边写出“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十年后的这天，词人终于重来旧地，小楼东畔，杨柳依依，仿佛当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的情景，可是早已是物是人非，故人杳不可见矣。“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
犹记得，当日夫妻双双粉壁题诗，而此时，只剩下这破壁颓垣，题的诗已无影无踪。这一句通过今昔对比，即当年夫妻二人风流潇洒的神仙般的生活与此日一人重寻旧地，而另一人早已香销玉损的无限悲凉的鲜明对比，生发出人世无常的深沉感慨。“壁破”二字显示出人物两非的无限哀痛。复古之师陆游，也有相似恨事。陆游与唐婉夫妻恩爱，无奈婆媳不和，二人被迫分开，陆游晚年重游沈园，有“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之句，可与此词歇拍参读。
“兰皋新涨绿溶溶。流恨落花红。”兰皋语出《离骚》“步余马兮兰皋”，指生长芳草的水湾。眼前春水新涨，绿波荡漾，流不尽的落花残红，也带不走词人胸中涌起的旧恨新愁。换头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尤为蕴藉。“念著破春衫，当时送别，灯下裁缝。”戴复古与武宁妻子是重婚，这事情中间可能有些曲折，从《辍耕录》所载“父怒，妻宛曲解释”大约可知。从临别前夕，妻子在灯下连夜为丈夫缝制春衣这一细节，也看得出她对丈夫的原谅，她仍然爱着丈夫。本来已下决心，在戴复古归家之后便从此永诀，但分别时仍忍着诀别的血泪把自己的全部情爱缝进衣服里，此时，这春衣已穿破了。但旧事记忆犹新，也看得出词人对妻子的感激与内疚。但是，重婚毕竟是不能容忍的。
她所选择的路，竟是一死。“相思谩然自苦，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谩通漫，漫然即徒然。妻子一死，人天永隔。相思只是徒然自苦而已。自苦，实为内疚。
想起那两三年的幸福生活，好似过眼烟云，终是一场空。但是“无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词人凭栏远眺，落日之苍茫，楚天之无际，何异心情之苍凉落寞。长空中飞鸿远逝，又何异愁苦之弥漫无极。结句语意略近《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原诗并云：“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妻，古之烈妇也。若结句有取于此，悼亡之意深矣。
此词用绵丽之笔，写哀惋之思，可以称为佳作。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评石屏词曰：“石屏词往往作豪放语，”绵丽是其本色。这首缠绵悱恻的悼亡词正是复古词绵丽本色的集中体现。
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了家事迭出、奔波四方的艰辛，表达了愿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以文章名世的雄心壮志。作者回首往事，善于在那些最能牵动感情的人生关头上着笔，既富概括力，又易打动读者。
文章起句：“予幼则从先生受书”，先述年少时只知“嬉戏上下”，后述逐渐年长而“好”“古今文章”。文意却在平铺直述之后陡起波澜，“是时家事亦滋出”。接下来的一大段，便是对上文所作的展开，文气充畅。作者按其行踪的几个方向“西北”、“东方”、“南方”，列述他为家境生计四处奔波的情境，从多处的地点罗列中见出作者的辛劳之态，“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一笔兜住了上文。接着以四组“此予之……”的相同长句型淋漓酣畅地描述了自己长期所遭受的困厄苦难。被繁琐、沉重的家事、杂事所纠缠、困扰，带来了以下的后果：“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最后以一句“此予之自视而嗟也”的深长慨叹形成了文气的荡气回肠。
最后一段是叙述撰写这篇《学舍记》的缘由，为了摆脱越来越繁多的事物，作者“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有人“疾其卑”，“议其隘”，作者“顾而笑曰”，作了回答，充分表现了他笃于志向、奋发努力的精神，“是予之宜也。”意志从容。原来他“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是要有所作为。他之所以甘于居住“卑巷穷庐”，穿“冗衣”，吃“砻饭”、“芑苋之羹”，乃是为着“遂其志而有待也”。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矢志不渝地奋发努力，他绝不羡慕那些“聪明豪隽”之士所喜好的“土坚木好，高大之观”。最后以《学舍记》点题收尾。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首尾呼应。由少年时的读书话题谈到青年时的多难经历，再回到中年读书的话题。这样的安排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平实自然的语言是该文另一特色，但在如此质朴的文字下面，读者却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以及随着岁月流逝、年纪增长而逐渐变得坚强的内心。这颗饱经创伤的心灵，此刻追求的是“安贫乐道”和在道德、文章上的进步。可以说，作者其人的高尚节操和其文的艺术魅力，读者都可以通过这篇文章领略到。
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锲而不舍、坚执不移的治学精神。作者行文如大江东流，起首平缓，接着情绪安起，意绪难患，似急峡夺路，浪花飞溅，短句长句交错为之，排空而下，文中显作者的难抑之气，似有无限感叹和不平。到最后，文势如大江过急峡后转为平缓，徐徐而流，意气和畅地表述了自己的志向，显得分外从容，艺术上颇有特色。
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