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上片开头两句，连用两个比喻。“情似游丝”，喻情之牵惹：“人如飞絮”，喻人之飘泊也。两句写出与情人分别时的特定心境。游丝、飞絮，古代诗词中是常常联用的，一以喻情，一以喻人，使之构成一对内涵相关的意象，并借以不露痕迹地点出了季节，交代了情事，其比喻之新颖，笔墨之经济，都显示了作者的想象和创造的才能。
虽然如此，这两句毕竟还是属于总体上的概括、形容。所以接着便用一个特写镜头给予具体的细致的刻画——“泪珠阁定空相觑”。两双满含着泪珠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彼此相觑。句中的“空”字意味着两人的这种难舍、伤情，都是徒然定用的，定限惆怅、定限凄怆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溪烟柳万丝垂，定因系得兰舟住”两句把“空”字写足、写实。一溪烟柳，千万条垂丝，却定法系转去的兰舟，所以前面才说“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派天真，满腔痴情，把本不相涉的景与事勾联起来，传达出心底的怨艾之情和定可奈何之苦。借此，又将两人分别的地点巧妙地暗示出来了。这种即景生情的刻画抒写，怨柳丝未曾系住行舟，含蕴着居者徊徨凄恻的伤别意绪。
下片写离别之后心情。过片仍写居者行人走后的凄怆情怀。“雁过斜阳，草迷烟渚”，这是“兰舟”去后所见之景，正是为了引出、烘托“如今已是愁定数”。这里景物所起的作用与上文又略不相同了。上片写伤别，下片写愁思，其间又能留下一些让人想象、咀嚼的空白，可谓不断不粘、意绪相贯。
句中的“如今”，连系下文来看，即指眼前日落黄昏的时刻。黄昏时刻已经被定穷定尽的离愁所苦，主人公便就担心，今晚将怎样度过。词人并不迳把此意说出，而是先荡开说一句“明朝”，然后再说“今宵”：明朝如何过且莫思量，先思量如何过得今宵去。
“思量如何过”这五个字的意思实为两句中的“明朝”、“今宵”所共有，词笔巧妙地分属上下句，各有部分省略。上句所“思量”者是“如何过”，下句“如何过”即是所“思量”者，均可按寻而知。这种手法，诗论家谓之“互体”。
前四句自比李杜。韩少孟十七岁。孟诗多寒苦遭遇，用字造句力避平庸浅俗，追求瘦硬。与贾岛齐名，故有“郊寒岛瘦”之称。韩诗较孟粗放，所以以韩比李，以孟比杜。这里虽未出现“留”字，但紧紧扣住了诗题《醉留东野》中的“留”字，深厚友情自然流露，感人至深。
五至八句对二人的处境现状和性格作了比较。“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诗人在过去的诗中曾以“雄骜”二字评东野，即说他孤忠耿介，傲骨铮铮。“白首夸龙钟”，一“夸”字即写“雄骜”。紧接着韩愈写自己，“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韩承认自己有点“滑头”，比起孟来有时不那么老实，所以能周旋于官场。在东野这株郁郁高松面前，自惭有如青蒿。意思是说，我今在幕中任职，不过依仗一点小聪明，比起孟郊的才能，实在是自愧弗如。
最后一段，祝愿二人友谊长存。我十分崇拜孟郊，我愿做驱蛩，负孟避祸。孟郊这样做下去，我和孟郊的才能相差悬殊，犹如“寸莛撞钜钟”。我愿变为云，孟郊变为龙，世间虽然有离别的事，但我们二人如云龙相随，永不分离。
本诗以“醉”言出之，肆口道来，设想奇僻，幽默风趣；开篇即表示对李、杜的向往，既表达了与友人惜别之情，又可看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与自信。
全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多次用典丰富而含蓄地表达对孟郊的推崇，如《易经·乾卦·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希望自己和孟郊变为云和龙。同时作者借“醉酒”用“夸龙钟”与“稍奸黠”形容孟郊与自己，足见两人感情深厚。
石竹，又叫洛阳花，是一种夏季开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诗歌的前四句正面描写石竹，赞其正当全盛，风姿优美，但又想到霜露的降临，石竹免不了凋零。在一实一虚的对照中，寄寓了深深的忧患感。
“叹息”四句由石竹的遭遇联想到人生，对生命、自我、人生进行追索思考，流露出彷徨和苦闷的情绪，不难看出诗人对隋末纷乱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诗意又逼进一层。
结句却又一转，以随其自然变化作收束，足见诗人的旷怀高致。
诗序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此诗有感而发，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诗人作诗是为了讽谕朝政、匡正时阙，等待中央派官吏来采集歌谣。采诗之说起于《诗经》，兴盛于汉魏以来的乐府，是指中央乐府机构将民间诗作采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诗作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统治者借以体察民情。中唐新乐府诗虽然大都有意仿效乐府民歌通俗浅显的风格，但像《插田歌》这样富于民歌天然神韵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首诗将乐府长于叙事和对话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流畅清新的风格相结合，融进诗人善于谐谑的幽默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境。
诗中前六句可以作为一小节来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春光明媚，农夫农妇插秧时整个田野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且诗人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进活泼的动态：冈头花草崭齐、燕子穿梭飞舞、田埂笔直如线、清水粼粼闪光以及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的农妇和披着绿草编的蓑衣的农夫，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色彩分外调和，传达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机的美与明媚春光的和谐统一。
接下来的六句中，诗人进一步通过听觉来描写农民劳动的热闹景象。前一节的景物描写可看作是一种静态背景的铺叙，而这一节则主要刻画了人物的活动。诗人抓住农人的歌声进行细致刻画，虽然诗人远在郡楼之上，又加之农夫农妇们是以地方俚语唱和，必然使诗人无法辨清其词，却亦能欣赏其旋律，这些歌虽然是俚歌，也缠绵柔媚、如琢如磨。“怨响音”是农民们在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于唱的人心境之宽，整个气象是洋溢着欢乐与舒畅的。“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传神，在农夫们一片整齐的哼唱中时时穿插进一阵阵嘲嗤的大笑，忧郁的情调与活跃的气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声虽然哀怨，但并无沉闷之感。歌声与笑声渲染了浓烈的气氛，传达的情感感染了作为听者的诗人。农民们毫无机心的欢乐与热情毫发毕现、洋溢笔端。
诗人没有描写劳动时间的推移过程，而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写点明插秧已毕，使场景自然地从水田转移到村落，处理得圆融机巧，不露生硬痕迹。以水田插完后“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转向墟里烟火，既表现了地点的变更，也将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时空转换得巧妙无痕。并且诗人也将村落里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不着痕迹地展现出来，此间并未用新奇的语句，而是套用田园诗的一贯意象与写法，令人有一种熟悉感。同时这种套用不是毫无创意的搬用，其中渗透了作者自己的观察。同时，他在对村落描写的过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诗的主人公——上计吏，将全诗前后两部分对比的内容天衣无缝地接合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对上计吏的形象刻画，也是始于对其衣饰的描写，乌帽长衫的打扮同农妇农夫的白裙绿衣区分开来，不但显示出上计吏与农夫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使人联想到它好像一个小小的黑点玷污了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间辛勤劳动的纯朴气氛一样。上计吏自我介绍的一个“自”字、谎称自己本生于帝乡，巧妙地表现了上计吏急于自炫身份的心理，这些使他的登场成了与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谐的音符。
诗歌自上计吏出场后，便以他与农人对话的方式将诗的主旨缓缓道来。汉乐府诗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情节、表达感情的比比皆是。刘禹锡借用这种古法与他反映时事、讽喻时政的写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朴的农夫并未屈媚于他的特殊身份，对上计吏的应酬颇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细。“君家侬定谙”可谓快人快语，说明农夫知道上计吏本来也是出身于附近乡村的，反驳了上计吏吹嘘自己的谎话。“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刻画了计吏自从当上小官、去过一趟长安后便自谓身份高贵、不认故人的作派。话虽是对“这一个”计吏而发，却也概括了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官贵民贱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计吏没有听出田夫话里的讽刺意味，反而“笑”着致辞，仍极力炫耀自己。这一“笑”正显出他的愚蠢。“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活画出尚未脱掉土气的计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虚荣浅薄的性格。然计吏的夸耀揭露出了朝廷卖官鬻爵的现象。“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诗讽刺的重点。既然计吏的姓名补入朝廷禁军的缺额，只须拿出些筒竹布便贿赂得来，那么官职当然也可随意买卖了，一个“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钱。“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这种推测既是计吏的自夸，也道出了诗人的忧虑——一个毫无见识，等同于农人的计吏凭借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员。但让这话出自一个小小的计吏之口，则收到比诗人直接议论更强烈的效果。连计吏都觉得官价便宜，更可见出皇家卫士名额之贱，朝廷卖官鬻爵之滥，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连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铜臭二字。全诗写到计吏得意忘形地预卜自己将会高升的前途时便戛然而止。听了这一席话农夫的反应如何，则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留下了无穷的余味。这一段对话全用口语，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体现了诗人通俗活泼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特色。
这首诗前面的写景、后半部分巧借对话委婉传达讽喻主旨，朴实简练，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未及一语表达诗人的观点，也没有评论的陈述和激动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叙述，但讽谏的意旨已达，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纸背。这首诗表情达意、深入浅出、题旨深远，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从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细节描写到人物对话都深得汉乐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现出诗人明快简洁幽默的独特风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增添了光彩，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一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