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以议论开始,后又转叙述,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离去的悲痛之情。下片则亦情亦景,直白率真地描写自己孤单的情景,孤凄婉转,妩媚动人。全词语言直白率露,明白如话,但情韵不减,其孤凄婉转之情溢于言表,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肯把离情容易看,要从容易见艰难。”词人说得直白,旧时情怀若能说忘便忘,这世问不知道要减去多少百结愁肠,即使几番平和了心态去面对过往,也经不住点滴回忆从不胜防的缝隙里一路叫嚣而来。而所有离别情绪中最令人不堪忍受的,便是生死之隔;所有陈年过往中最折磨人的,便是对亡者的记忆。
纳兰在妻子卢氏死后虽然没有追随而去,以后的生命里也有过别的女人,但他的伤痛和寂寞,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减少。毕竟,死亡是终极的解脱,而活着,就要选择与寂寞和绝望为伍,在潮水一般的往事里独自忍受,甚至没有一双可以握着的手。
“难抛往事一般般”这句则是说有些痛苦,隐藏在内心的角落,不为人知却深入骨髓,轻轻一碰,就会撕扯血脉一样地疼痛。无可告解,无法遗忘。细碎的往事一件又一件,想要抛开实在太难。
“今夜灯前形共影,枕函虚置翠衾单”,话说到这已是字中带泪,词人仿佛做了一场短暂的梦,醒来之后,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孤窗明月,寂寂书案,冰冷而难耐:他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妻子对他殷勤问暖,为他深夜挑灯,再也没有罗香偎人,盈盈笑语,牵挂他在外的脚步。
夜晚,灯光,总是能勾起人无限思绪。 “今夜”、 “灯前”,纳兰遥想起过往,也是自然。而当时独坐灯前的词人,看这夜晚,灯光满满的,记忆满满的,屋里却是空空的——妻子已经死了——“更无人与共春寒”,如花美眷,已做尘土,风雨消磨生死别,要他如何熬过那些枯竹冷雨的不眠长夜,如何面对孤灯明灭的客里茕茕。
比起历代悼亡词,纳兰词语句间总有种超出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他所愿只是一双料峭春寒时能握住的手,只是一个能陪他走到天荒地老的人,这样的情绪反应在词句里,就不同于元稹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也没有苏东坡夹杂的政治失意,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 “没有大挫折,有清纯的一份纤柔婉转的词心”。
这首小令将悼亡的情绪在夜晚灯火的映照下肆意铺张,在寥寥言语间蜿蜒流转的是一种渗透骨髓的纯粹伤感,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灵痛苦,一种幸福与爱情一去不复返的遗憾。而在这篇以及纳兰几乎所有的悼亡词中,又都有着一种对青春与爱情能够永生的渴望。或许,他的悲剧不在于卢氏的死亡,也不在于卢氏死亡所带来的悲伤,而在于卢氏死亡后他心灵无法摆脱的幻灭状态。字面上心死如灰的背后,是纳兰的迷惘,也是存活于这世间的人们都未看透的,人生的大真实与大虚幻,大欢乐与大悲哀。
此令开篇,即用一个简洁的鼎足对,指出作者的意志犹如久经锤炼的钢铁,而富贵功名则宛若枕上蝶和酒中蛇,虚幻缥缈。作者在后半部分直言隐居时困顿窘迫的生活:一幢破旧的竹篱茅舍.屋外寒风刺骨,雪花飘飞;屋内残酒剩菜,寒气逼人。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一边用剩酒残羹果腹,一边则只能在竹篱茅舍中,在如豆青灯之下苦读。作者宁愿清贫,不改其志,依然鄙薄世俗追求,自守高尚的人生节操,表现了元代士人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取向。
“肝肠百炼炉间铁”,起句一语双关。刘琨《重赠卢谌》有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句既指自己久历磨难,备尝艰苦,就如同钢铁一样被锻造,也指人像那炉中的钢铁一样,变得坚硬冰冷,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接下来“富贵三更枕上蝶”一句语出《庄子·齐物论》,庄子曾在梦中幻化成蝴蝶,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庄子,喻指所谓的富贵荣华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功名两字酒中蛇”用的是“杯弓蛇影”的典故。相传乐广有一位亲密的朋友,以前经常往来,但不知何故,很久都没有来家拜访,于是便设宴款待他。酒席之上,乐广问他的朋友为何久不来家,朋友说以前来吃饭的时候看到酒杯中有蛇,回去便病倒了。乐广听后便告诉他那是墙上的弓在酒杯里投下的倒影,朋友明白之后病便不治而愈了。这句和上句一样,指那功名也是虚幻之物,不必为此劳心劳神。
这两句同时援引了“庄周梦蝶”和“杯弓蛇影”两个典故,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及蔑视,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也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领悟,和“悟世”的主题相对。
前三句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奠定了全曲的感情基础,从句式上来说是典型的鼎足对。“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这三句的内容很浅显,描述的始终贫寒凄苦的生活,是乔吉的自我写照。寒风刺骨,雪花飞舞,家里只剩下一些残羹冷炙。住的是竹篱茅舍,到了夜晚灯光昏黄,自己还得在那如豆粒般大小的灯光下读书,生活是何等的清苦。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雪花、残羹、灯火、竹篱茅舍等事物,加之“尖”“薄”“残”“冷”等形容词清楚地描述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书人没有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现实,引发人的深思。这也是前文作者为何会感叹富贵功名如梦幻的原因,到此,叙事与抒情很自然地便融为一体,丝毫没有生涩之感。
这支曲子内涵丰富,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乔吉一生落魄,怀才不遇,经过多年的漂泊,饱尝世间人暖,终于感悟到一切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心灰意冷的乔吉在破败的居所中写下了此曲,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总体来说,这支《卖花声·悟世》用词清丽典雅,语调婉转和谐,足以表现其艺术风格。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此诗题曰“际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此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写诗人夜际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颔联“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诗人际在此处,举头望去,松树梢头,一弯明月慢慢升起,光照入室。“君”指王昌龄。说王昌龄虽不在这里了,明月多情,却仍来陪伴着他的客人。王昌龄隐居处清贫幽雅,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茅亭。“茅亭际花影,药院滋苔纹”,是说夜际茅亭,看见窗外团团花影,错落斑驳;而到院子里,则看见莳养的各种药草,依然生长得很好,只是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往,路边已长满了青苔。这似乎只是写隐逸生活的情趣,其实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对王昌龄没有坚持退隐的惋惜心情。
尾联就写诗人自己的归志以及对朋友的讽劝: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群,往来尽仙灵”语,与鸾鹤合群,与仙灵为伴,即表示要终身归隐。这里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志,也有对朋友的期待。“亦”字很妙,此时王昌龄已登仕途,常建却借赞扬王昌龄归隐之处,说我也要跟随你一起归隐。这是故意这样说,是对王昌龄一种善意的讽劝。这是本诗的主题所在,是与题目《际王昌龄隐居》的意思相合的。也即是说,常建是在招王昌龄归隐,与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同其旨趣。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维、孟浩然一派。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