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词的上片直接点题,夹叙夹议,主要通过史实,引发人们对岳飞蒙冤受屈产生愤慨。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起首从叙事起,引出以下直至终篇的慷慨。残碑的发掘出土,以铁的事实证明高宗当年褒奖岳飞千真万确。这便是“倚飞何重”的证据,可后来为什么又把岳飞残酷地杀害了呢?
“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词人举古来不合理之事相对照,以见岳飞之冤。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末二句归结到“后来何酷”的事实。上阕略叙事实,深致感叹,于感叹中连发三层疑议,层层紧逼,引起无限激愤,自然导入下片对事理的分析。
下片剖析岳飞被杀的原因。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侵略下日渐缩小,岂不念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这本不成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在于它出于寻常事理之外,那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实乃一针见血之论。鞭辟入里,不仅辛辣地诛挞了宋高宗丑恶的内心世界,也是数千年帝王争位夺权史中黑暗内幕的大曝光,读后令人拍案击节。“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二句揭出高宗必杀岳飞的原因。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可以置徼钦二帝死活于不顾。岳飞一贯主张抗金,恢复中原,且到朱仙镇大捷,中原恢复有望,再发展下去,势必直接危及高宗帝位。岳飞被杀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结尾二句归到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的罪恶默契。暴露了高宗的卑鄙自私的龌龊心理,岳飞之冤狱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此词纯以议论着笔,可当作一篇精彩的史论来读。全词以敕碑引发,渐次深入,既对岳飞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对宋高宗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残害忠良进行毫不留情地挞伐,语言犀利。此词犹如一篇宣判词,揭示了虚伪自私的宋高宗的真面目。它痛快淋漓,极具史胆史识,可谓咏史词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