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游写景之作。此诗用直叙的方法，写诗人同弟弟行游玄武池时所看到的景物和愉悦忘忧的心态。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两句点明出城行游一事和行游的地点。人在野外观赏景物时，一般都是由宏观到微观。“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两句写在邺城西面宏观看到野外宽广开阔的田地和纵横交织的河渠。接下去，从宏观到微观。“黍稷何郁郁”一句由“野田广开辟”一句而来，写田野里庄稼茂盛。“流波激悲声”一句由“川渠互相经”一句而来，写流水发出动听的声响。“菱芡覆绿水”以下八句，由写田野、河渠转向写玄武池的各种景物：菱芡、荷花、垂柳、萍藻，叶绿花红，枝繁叶茂；池中绿水随风动荡，长洲上的群鸟在欢快歌唱。在诗人笔下，玄武池之美景令人神往：田野广阔，庄稼茂盛；池水交错，波涛汹涌；绿水红花，柳荫照水；萍藻泛滥，众鸟喧哗。形象鲜明，有声有色，生动具体，写出了玄武池的美丽和勃勃生机。如此之美景，足以使人忘记忧伤，沉浸在欢畅之中。最后“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两句，由景及情，自然地收束了全诗。
此诗虽属游宴诗，但同建安时期的其他游宴诗相比，却有不同。它没有涉及宴乐，而是用自然的语言集中描写田园景物，具有后来田园诗的意味。
这首词咏写的是一位夏日闺阁美人。上片概写美人夏日装扮，下片特写美人容貌，层次较为清晰，颇有一种静态美，俨然是一幅夏日仕女图。
上片首句写室内特定的景物—玉碗中盛着莹洁的寒冰，碗边凝聚的水珠若露华欲滴。古时富贵人家，严冬时把冰块收藏在地窖中，夏天取用，以消暑气。一“寒”字正反衬出室中的热。接着，作者笔触写到室中人的身上：粉汗微融，轻薄的纱衣，芬芳洁白的肌体；晚来浓妆的娇面，胜似丰艳的荷花，犹如一幅美人油画，将仕女的美展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三句设喻。用意用语均似“花间”派。“粉融”，意谓脂粉与汗水相互融和的唯美之状，不点出“汗”字，正是作者高明之处。“香雪”借喻女子肌肤的芳洁，虽亦古诗词中常用之语，但在本词中却有特殊的意义，它跟“冰寒”句配合，在盛夏中得清凉之意。以“玉”、“冰”、“粉”、“雪”之白，衬托“妆面”之红，写夏日黄昏女子妆罢的情景，真如一幅优美的彩照。过片写她那下垂的鬓发，已靠近眉间额上的月形妆饰；微红的酒晕，又如红霞飞上脸边。
下片一、二两句写女子微醉的情态，艳而不俗，细而不纤。古时女子的面饰，有以黄粉涂额成圆形为月，因位置在两眉之间，故词称“眉际月”。李商隐《蝶》诗之三“八字宫眉捧额黄”，似即指此。“欲迎”、“初上”，形容绝妙。不独刻画之工，且见词人欣赏之情。“月”与“霞”，语意双关，既是隐喻女子的眉和脸，也是黄昏时的实景。可以想象这位美艳的姑娘，晚妆初过，穿着件单薄的纱衣，盈盈伫立，独倚暮霞，悄迎新月。
末句“一场春梦日西斜”，方始点明，原来上边五句所写的，都是昼眠梦醒后的情景。女子睡起，粉融香汗，重理明妆。“春梦”，谓刚才好梦的短暂。慵困无聊，闲愁闲恨，全词之意，至此全出。末句倒装，“日西斜”三字，与上片“晚来”接应。
此词纯用白描的手法叙述，选取了闺房中的一个情景，将美人的举止、姿容、睡态和醒时模样刻画得极为生动逼真，极具生活气息，让人可知可感。词格浓艳，颇见“花间”遗风。
在艺术上，这首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前后照应，自成一体。
比如，在词作中，末句中的“日西斜”三字，与上片“晚来”接应。
其次，描写细腻，形象生动
全词婉转有致，对人物的描写细致入微，从不同方面浓墨重彩，表现出独到的形象感，韵味无穷。
再次，比喻手法，突出特点
比如，词作中，“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这两句，词人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表现出了女子晚来面胜似丰艳的荷花之美。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首《浣溪沙》为抒写离情别绪的词作。芬芳雅致，又无处不显露出自己的思念关怀。“记绾长条欲别难”，描写昔日分手时的情景，你我在离别之时，杨柳依依，难舍难分。在古代，柳这个意象经常出现在描写离别场景的诗词中，例如“上马不促鞭，反折杨柳枝，碟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等。历代文人墨客之所以在送别时折柳写柳，是因为“柳”与“留”谐音，因而“折柳”相留，从而表达出情真意切的惜别之情。
“欲别难”写出了古人所处的环境与条件之艰苦，由于交通不便，人们在离别之后，往往是音容杳然。甚至到死也难以再见上一面．因此古人在离别时通常会黯然神伤，难舍难分。
“盈盈自此隔银湾”紧承上句，将自己和恋人比喻成牛郎织女，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天各一方，中间的距离就如同隔着银河般难以跨越。然而，牛郎和织女还能够在每年的七夕相聚于鹊桥之上。可是自己和恋人这一别很可能就是永别。所以纳兰发出了“便无风雪也摧残”的慨叹。意思是说，这样的煎熬即使是没有无风雪催逼的好时光，也依然是惆怅难耐。
综其上片，虽为写柳，却借景写人，感叹世事时光的无常。
“青雀几时裁锦字”，青雀就是青鸟，相传是西王母的信使。“锦字”是一个典故，出自《晋书·窦滔妻苏氏传》：窦滔在苻坚做秦君主时任秦州刺史，后来被贬官到了流沙县，他的妻子苏氏十分想念他，就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他，后人常用来比喻妻子怀念丈夫。这句表达出词人日日期盼妻子音信到来的急切心情。
“玉虫连夜翦春幡”古代立春之日剪有色罗、绢、纸为长条状小幡，或挂在树梢上，或戴在头上，以示迎春。结合开篇的“记绾长条”我们能够得知，此时词人已经与恋人分开将近一年了，然而信使始终没有带来恋人的书信、排解词人的相思之情，所以他只能幻想远方的恋人正在灯下剪裁着春幡。
但是尾句“不禁辛苦况相关”却让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落空了，仿佛让人突然从云端跌落，心绪忧伤彷徨、幽扰萦怀，难以排遣。你是否经受得住离愁别绪之苦，是否能不为海角天涯失落惆怅、忧伤萦怀？
全词精于用典，缠绵凄婉，一往情深。
此诗透过吴国馆娃宫如今的破败景象，极写当年的奢华生活，寄寓奢靡必亡之理，抒发了怀古之幽情及对世事之慨叹。全诗寓情于景，托古讽今。
“艳骨已成兰麝土，宫墙依旧压层崖”二句设定了全诗的场景：吴王夫差曾为西施筑馆娃宫，如今西施已故，宫殿成为遗迹。诗的开头就定下了全诗怀古伤今的基调。
“弩台雨坏逢金镞，香径泥销露玉钗”二句从驽台、香径两个有代表性的遗迹来描写馆娃宫古迹的现状。“逢金镞”，“露玉钗”或出于艺术虚构，并非实有其事。“驽台”、“香径”、“金镞”、“玉钗”这些意象显示出昔日的繁华，也表现了当时吴宫生活的奢靡。而“坏”、“销”二字则突出了如今的破败景象，表明即使再繁华奢靡，也已经是过眼云烟，就如一场空梦。
“砚沼只留溪鸟浴，屟廊空信野花埋”二句承上联，选取砚沼、屟廊两个典型遗址，进而描写其它古迹的现状。这里的“只”、“空”二字表现出强烈的感伤之意。
“姑苏麋鹿真闲事，须为当时一怆怀”二句运用“荒台麋鹿”这一典故，追怀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谏言，吐露朝代兴废、世事无常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