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所画梅花“以难见工”，“为天下先”用笔倔强放纵，不拘成法，而苍劲有致。画梅时以不剪裁为剪裁，不刻划为刻划，顺乎梅之天性，不见人工雕琢的艺术经验。
李方膺也喜爱画风。他“自笑一身浑是胆”，蔑视传统，蔑视权威，爱画狂风，以此寄托自己与恶劣环境坚决斗争的不屈精神。
李方膺的笔下，狂风固然是不屈精神的象征，但这仅是画家性格的一个方面，体现了他跟恶势力斗争的一面；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即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同情，题画梅中这天风便是与狂风完全不同的暖风、和风，体现出他对劳苦百姓的体恤之情。
本文是苏轼少年时代写的一篇咏物赋。它寓哲理于趣味之中，可以使读者于诙谐的叙述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它就一只老鼠在人面前施展诡计逃脱的事，说明一个道理：人做事心要专一，才不至于被突然事变所左右。《黠鼠赋》，看其表面题旨当是通过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狡猾脱逃的日常小事，来说明人即使聪明，也须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否则将“烛使于一鼠”的道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避免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游於万物之外。
第一段叙黠鼠橐中啮咬及坠地逃走的始末。在这一段里，作者赋鼠之黠是虚实相因，老鼠出场不多，直赋其形的只是装死、逃跑，但是老鼠之黠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人来完成的。作者赋鼠之黠，穿插写人，不仅使文章生气勃勃，跌宕起伏，意趣横生，无呆板之迹，更重要的是为咏物寓理做了开拓。
第二段通过分析老鼠骗人逃脱的伎俩，写作者悟出鼠的狡滑，感慨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也不免被老鼠所蒙骗。这一段于全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该文是蓄理于叙事之中，这一段则是由叙事转入说理的桥梁，它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先是由老鼠的行动推想它的动机，足以说明老鼠之“黠”；接着又从人能降四物，可烛人比老鼠要高明，但却遭到老鼠的暗算。这就不得不叫作者步水溯源，于是就自然地过渡到下面推原一段，而且显得天衣无缝。
第三段写人为物所用的原因，在于志不凝，心不专。揭示中心：自己不能与自然万物合一，反而受外物左右，这是人被老鼠欺骗的真正原因。这一段是全篇重点之所在。也就是说，作者赋鼠的真正目的在于此。前人谈古文的写作时，谈到“小题大作法”。就以此篇为例，也正是因为一只老鼠引起了一番哲理的阐发。最后两句交待了 《黠鼠赋》的写作由来，是有感而发，即事成篇。在收笔之处，作者以平淡之语写来，虽语朴而情真，绾合叙事之始末。从文章布局来看，于人物也有必要的交代，显得特别严谨。结穴处，我们看到苏子、童子为黠鼠而忙碌，与题目 《黠鼠赋》 又息息相关。
此赋文字简短，仅有二百八十余字。但却洋溢着浓厚的情趣，又渗透着深永的哲理。读之若身临其境，看到了老鼠的一次精彩表演，又好象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哲学课，真可谓“趣幽旨深”，蓄理在中，耐人寻味。就其思想内容来讲，已远远超出赋鼠本身。它借一只黠鼠利用人的疏忽，狡猾地逃脱的日常小事，引出了一番议论。从而 说明一个道理：最有智慧的人类，倘能精神集中，发挥智力，便能搏猛虎，役万物；如果精力分故，懈怠疏忽，就难免不”烛使一鼠“，变色于蜂虿。在艺术表现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趣幽旨深。读此赋，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很有情趣。既有如读寓言的一览欲尽的吸引力，又能启发一个人的推理动机。文章的布局结构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叙事与说理的密切结合，叙事为说理张本；其次是人、鼠活动穿插其间，使文情错落，不直不板。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