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热烈赞扬了岳飞为南宋王朝的中兴所作的奉功伟绩和他“精忠报国”的爱国品质，表达了对迫害忠良的投降派的强烈鞭达；词人不光为英雄一哭，更是为了寄希望于当时的宁宗皇帝，激励和鼓舞长期受到压抑的主战派将领抗敌御侮的决心，实现社稷一统的宿愿。
上片是追叙概述岳飞的生平事迹。开头两句以问代赞，点出岳飞是万人之中的英雄。下面“身草莽”四句，是说岳飞的浩气长存，精神永在，虽死犹生。从“年少起河朔”到“洗洞庭”，用洗炼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岳飞的英雄事迹：早年从军，武艺高强，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北望帝京”，是说岳飞时刻不忘收复中原失地。“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是写岳飞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命运。过去是打败了敌人之后才杀功臣，可如今敌人还在，岳飞就被杀害了，这历史的悲剧令人气愤。“过旧时营垒”以下四句，写出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对岳飞的深挚怀念与无比热爱之情。
下片抒写对岳飞被害的感慨和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后的盛况。“说当年事”，“知恨苦”，是以与岳飞谈话的口气，表露出对英雄不幸遭遇的无比同情。紧接着“不奉诏，伪耶真”的反问，有力驳斥了秦桧一伙强加给岳飞的罪名。“臣有罪”四句，是对支持秦桧杀害岳飞的宋高宗明褒实贬，言外之意是如果皇帝能明察忠奸真伪，就不会酿成岳飞惨死的千古奇冤了。“万古茅土”三句，是对古往今来奸臣下场的概括，断定当时的奸臣也绝没有好下场，表现出一种激愤之情。“人世夜”三句，是说茫茫黑夜必将被光明白日所代替，岳飞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下面三句就写想象中的岳飞冤案昭雪后无比荣耀的盛况，岳飞的勃勃英姿又焕然一新，重现世上。最后三句，写百姓对岳飞的怀念与祭奠，表达出人民也是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
整首词写得大气磅礴，气势凛然，围绕凭吊的主旨，将一首长调写得气脉贯通，一气呵成，足见作者的功力。
这是一首以春雨为背景来写闺怨的歌词，风格颇似北宋前期的晏殊欧阳修。
词的开头两句“一曲歌成酒一杯，困人天气好亭台。”显然袭用了晏殊《浣溪沙》开头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晏殊“一曲新词”之“新”，是与后句中之“去年”及“旧”字相照应的，为下阕抒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作了很好的铺垫。这里中白所写题材与大晏相同，画面背景也有相似之处。以“歌成”取代“新词”，未见佳妙；但后句“困人”二字则显然紧扣“春雨”的背景，并为写闺怨的主题作好准备，妙在信手拈来，不露痕迹。
“沉沉春昼斜飞雨，寂寂闲亭乱点苔”二句，即是承“困人”二字展开来说的。天气何以“困人”？只缘“沉沉春昼斜飞雨”，春天白昼较长，“沉沉”此处有“漫漫”、“漫长”之意。“斜飞”二字，写春风颠狂，又与下句“乱点”二字相照应。由于春昼漫长，风雨不断，所以闺亭终日紧闭。一“闲”字是与“寂寂”二字相呼应的，骤雨终日，自然不会有客来访，因而显得“寂寂”，只有台下的青苔，在春雨润湿下，任意蔓延滋长。两句有声有色的写景，为下片写闺怨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换头三句写春雨之中百花纷谢。“花几簇，锦千堆”二句，极写春日繁花处处可见，或一丛丛，一簇簇，或万紫千红，锦绣成堆。然而经过春雨摧残，终于“落红成阵”。帘内的思妇，眼见众花零落，映照香腮，极易产生美人迟暮之感。“映香腮”二字亦人亦花，亦花亦人，“花面交相映”，含不尽之意。思妇不忍看这众芳凋零的景象，“不如却下帘儿坐，自看同心七宝钗。”钗为女性首饰，“七宝”指多用宝物装饰。“同心”二字有二义；一是钗本身是由两股合成，如夫妇同心；二是暗示此钗乃其所爱者所赠。因百花凋零而有美人迟暮之惧，美人迟暮又有为所欢抛弃之惧。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后果，消释眼前愁闷呢？关键在于所欢对自己始终不渝的爱，故结尾两句，以看同心钗来自我慰藉，生动地传达了她此时的心态。
这首词颇似温庭筠的《菩萨蛮》组词，作者虽是常州派的后劲，但看不出这首词有何深沉的寄托。从艺术上看，此词除开头两句袭用晏殊词句外，还在于较注重意境的刻划。“沉沉”二句形象生动地从形和声两方面写出春雨的神态。而“落红成阵映香腮”，则以暮春的落花飞雨，烘托闺中人的寂寞无聊，而又于百无聊赖中透露一丝相思的恋情。人总是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希望中的，没有希望就没有生活。全词即在这向往中收住，留下耐人寻味的余地。
贾宝玉的诗中间二联可以看作对薛宝钗、林黛玉的评价和态度。薛宝钗曾被贾宝玉比喻为杨贵妃，则“冰作影”正写出了服用“冷香丸”的“雪”姑娘其内心冷漠无情恰如“冰”人。“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以“玉为魂”，恰说明了宝玉心中的林妹妹纤瑕不染，分外清高。从宝玉对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中可以知道，宝玉心中只有黛玉才是志同道合的知心人。“晓风结愁”，“宿雨添泪”，表面上是在写海棠，实际却是写黛玉寄人篱下的愁苦心境，以至最终的芳华早逝。“独倚画栏”，“清砧怨笛”是写宝玉在黛玉死后的孤苦心境，是对这份凄美爱情的祭奠。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些诗多半都“寄兴寓情”，而作者擅用隐语，往往让诗与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背景，甚至是最终的归宿都密切相关。凡此种种，要使每一首诗都多方关合、左右逢源，必须经作者惨澹经营、匠心独运，才能臻于完美的境地。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