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此诗抒写了作者回首一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之往事时的哀痛心情，表达了作者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全诗语句警拔，撼人心魄，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春愁难遣强看山”，貌似平淡，其实蕴含的情感特别丰富。这一句诗中，作者化用的或许正是唐代诗人杜甫《春望》的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写的是安史之乱时，春天依旧，山水依旧，但国家支离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春天本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草绿林青，百花争艳，连春山也显得格外妩媚。而此时的丘逢甲却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春景。为了排遣内心的愁闷，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去“看山”。一个“愁”字写出了诗人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事担忧愁闷。但“看山”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登高眺远，那让他心惊的挥之不去的往事此时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作者禁不住悲情满怀、怆然泪下。
“往事惊心泪欲潸”，道出了起句中“强”字的答案，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也直接化用其中。杜甫诗意是，连花也为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伤心落泪，鸟也为人民的痛苦而惊心动魄。无情的花草禽鸟都为时局黯然神伤，诗人内心的痛苦自然不须多说。“往事惊心泪欲潸”，一方面渲染了“春愁”的分量，另一方面又暗中悬疑，欲露又止，将吐还吞。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没有点明春愁的具体内容的话，那正是诗人为后两句蓄势，为后面感情的喷涌而出作渲染。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两句用逆挽句式描述了“去年今日”台湾被割让时，四百万台湾人民同声痛哭，俯地悲泣的情景。作者始终未能忘记前一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台湾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作者生于斯、长于斯，想不到满清政府竟将台湾同胞世代生息的故园割让给了日本。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无耻出卖，也是台湾人民的奇耻大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惨剧。
作者格外地标明时间——“去年今日”，就是由于这个日子对于他以及四百万台湾民众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同一哭”道出了全体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这是他们心底里发出的血泪呼喊，也是他们满腔爱国激情的强烈迸发。这一催人泪下的情景生动地表明了全体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前两句的蓄势，后两句才一纵到底，略无滞碍，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诗的后两句也解释了前两句伤情的原因。“情能移景，景亦能移情”（吴乔《围炉诗话》）。当时作者被迫离开故乡，看见大陆的春山，联想起故乡台湾的青山绿水——那片被日寇侵占的土地，触景伤怀。春愁难遣，看山落泪，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和故乡山水的热爱。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但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主要是由于作者与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爱憎，泪洒在一起。“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字，却真实而强烈地表达了全体国人的共同情感和心声，包含着作者爱国爱乡，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感人至深，因而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上片着重写风水洞中清美的境界。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风水”二字落笔，以议论领起全词：“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这是用佛家的眼光观照自然，是对“风水洞”之所以得名的一种诠释。毫无疑问，这是词人接受了佛家宇宙观的一种体现。词人仿佛接触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故应为我发新诗。”而后着力写词人在风水洞发现的别具美感的景物：“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这两句扣住了风水洞“流水不竭”、“清风微出”的特点，结合着词人的视觉感受和嗅觉感受，写出了一个藏娇蕴秀、清美绝人的境界，多少也带有“妄意觅桃源”（《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诗）的思想倾向。
下片自抒所感，并写出出洞后所见。“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这两句是想象，是夸张，实际上表达了对风水洞中“水”的极度赞赏，又很有幽默感。以下转到写出洞归来。“还凭流水送人归”一句，承上转下，点出一个“归”字，而且运用拟人手法，把“流水”以至风水洞都写得富有人情味，词人此行的满足和快乐也就见于言外了。篇末两句承上“归”字，写归途中的景物“层巅余落日，草露已衣。”词人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己到了傍晚时分，词人白天在风水洞逗留的时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仔细品味，夕露“沾衣”的话兴许还另有一层深意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中描写了自得其乐的劳动生活，后半首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该词在模山范水与纪游之外，还隐隐流露出超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
全词由游览而至生出归田园的意向，结尾处意蕴深厚，既是情绪流程的归宿，也是词人的终生追求。写景、抒情、议论都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方法，该词将写景、抒情、议论结合了起来，也可以说是词的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