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描写行军的场面。这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却是抑扬起伏，开篇就以漫天雪花为材，为整首词设置了异常广阔的背景，同时也为全篇定下了基调。在勾勒出这广阔的背景后，再转而写人，描绘出一幅雪中行军的图画。红军战士不畏严寒，顶风冒雪前进，“雪里行军情更迫”，军情紧急，风雪严寒，无疑增加了行军的困难，而红军战士完成任务的决心却更为强烈、迫切。起首这一句既写出了雪中行军时的自然环境，也显示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和社会环境，红军战士英勇无畏的精神宛然可见。雪天行军，虽不乏雄心壮志，然结果如何呢？词人接下来并不顺接直写，反以形象之语转写他物。高山巍巍，矗立在眼前，又像横在人头上，似是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但是“风卷红旗过大关”，在此未直接写人，而写的是红旗，但是不难想见，真正过关者，人也，漫天飞雪中，伴随着狂风翻卷着红旗，红军战士就轻松地跨越了山上的古道雄关，困难虽大，然可一举迈过，丝毫不以为难，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风雪严寒，凸显出环境形势之恶劣，也衬托出人的壮志豪情。这里虽未直接写人，实则借旗写人，以红旗来映照、表现广大工农红军勇往直前、顽强不屈的性格和不畏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虚与实，直笔与侧写，写实与浪漫在此自然地融为一体。
下片则指明了此次行军的目的和方向。在描绘了漫天飞雪与风中红旗后，又用设问引起下文：“此行何处？”继而自答：“赣江风雪迷漫处。”答语并未明指此次行军的具体方向，而只是泛言滔滔赣江上的风雪迷漫之处。风雪茫茫，道路迢迢，似困难重重，崎岖难行，词之思致至此显得有些低沉、迷茫。但紧接着最后一句：“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明确点出此次部队出征的最终目标，又立时将情绪提起，语极平易，然力有千钧，让人仿佛看到千百万已被革命唤醒并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正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奔赴战场，在他们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战胜的地方。词至此又完成了一个更大的起伏，先抑后扬，重点在后，使整篇的情感、气氛完全改观。
这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简洁平实，明白晓畅，同时又波澜起伏，抑扬有致，意象择取和遣词造句都匠心独运，精彩毕现。全篇于质实凝炼之中，寓深远宏大之意，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澎湃着昂扬的激情。词中也不避革命征途中的困难，让人在为广大工农武装不畏困难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信念所震撼、感染的同时，又分明体会到征途上的艰难险阻，感受到革命成功之不易。正如古人所云“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之二），好的诗文，取材于火热的生活，来自真切的感受，只要将身之所历，心之所感真实写出，毋须雕琢，自是佳作。这首小令取自革命征程中，自然地将豪情与现实、写实与浪漫紧密绾合，既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又有持久的艺术魅力。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诗的前四句写因暑热而思风，担心天下的人苦热，产生了思风的愿望。后四句写对风的祝愿，从江海水中风能带来降雨。全诗抒发诗人忧世济民的情志，诗词笔力雄健，有气魄。
诗的开头两句紧扣标题从暑热入笔，诗人因自己遭受赤热，而担心天下人的为赤热所苦；次句点“思风”，因担心天下的人苦热，就产生了思风的愿望。这两句寄情深远，是诗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声音。
第三四两句，进一步抒吐了作者“济世泽民”的赤忱，这是高昂振拔的笔墨。第三句寄望于风能卷雨，使年岁不致成为旱年而使人民遭受旱灾；第四句寄望于风能驱尽闲云，使高空晴朗，现出一个澄清的世界。“无岁旱”则民受恩泽，“放天高”则时运清平。寄托的寓意极为明显。这两句仍从思风着笔，但笔力千钧，使诗意更深一层。
第五六两句，是对风的祝愿，在句法上是从陡峭中进行转折。以虚笔写风，驰骋想象，寄托希望，祝愿风啸不随权势威力，随虎口以轻啸；而要给卑贱者以动力，助鸿毛以高飞。设想相当奇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立身处世的高节。
结尾两句，是思风的余文。其实不然，而是作者想到无边无际的江海，虽然可爱，但江海必须借助于风的威力，兴风作浪，使江海激荡，给世界增添奇景壮观。使有志之士得以开拓万古的胸怀，因思风以济天下之忧，拓展笔势，展示理想，使意境升华。这两句为思风别开生面，收到余音绕梁的效果。
这首诗以暑热而担心天下百姓念及救济天下人的饥渴，渴望社会清平之情，深见作者忧时之情和济世之志。诗词笔力雄健，思致高远，造意奇崛，令人联想奇妙。
马嵬坡又名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北。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荒淫误国，酿成“安史之乱”。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唐明皇仓皇向四川逃难，路过马嵬驿时，扈从的禁卫军哗变，求诛杨氏以谢天下。玄宗为了稳定军心，被迫缢死杨贵妃。这首小令以曲写史，意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此曲前半叙事，后半议论，借唐玄宗与宠妃杨玉环终日游戏作乐，发出了兴亡之叹。全曲造词清新、畅达自然，后世流传甚广。有人认为作品对杨玉环的责备重于玄宗，表明作者由于历史观的局限，仍有“女人祸水”的消极思想。其实这是此类话题的传统论见，作者不可能不知道祸首是谁，“恨不得”一句已经透尽个中消息，只是囿于忠君之道，不便揭穿罢了。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