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这是杜甫赴好友严武家宴饮时同题之作。严武素与杜甫友善，字季鹰，华州华阴人，虽武夫，亦能诗，全唐诗中录存六首。他性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八岁时，因其父挺之不答其母，乃手刃父妾英。其父屡禁其习武。后以荫调太原府参军，累迁殿中侍御史。玄宗入蜀，（公元七五六年）擢谏议大夫。至德后，历剑南节度使，再为成都尹。以破吐蕃功，进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与杜甫最友善，镇剑南时，甫因避乱往依之。
全诗清新雅致，风格与作者一贯诗风有异。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描写了新发之竹，“半含”“才出”抓住了春笋蓬勃生长的典型过程。竹生长是看不见的，作者化静为动，用“含”，“出”把竹的生长过程写活了。
“色侵书帙晚”，竹的颜色绿得逼你的眼，绿色映照在书卷上，似乎是天色暗了下来，“阴过酒樽凉”，竹影摇曳，竹色青葱，晃动的竹影移过酒器，显得更加清凉了。颔联选取竹“色”给人的感受，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竹荫中，品着清凉的美酒。
“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细细的春雨把竹洗得一尘不染，微微的春风送来缕缕竹的清香。颈联继续从视觉和嗅觉来感触竹。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尾联作者展开想像，仿佛看到了高高的竹已经伸入云端，轻轻的拂动着。
本诗是一首应答之作，自然少不了对主人的一番赞颂，以竹盛赞了严郑公高洁的情操，杜甫虽然长严武十四岁，严武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作者后半生长期依赖严武接济，出语自然更加谦恭。不过本诗也值得称道，特别是“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与“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四句，后人单独辑录在一起，成了一首咏竹的绝佳之句。
徐惠的《进太宗》又名曰《妆殿答太宗》，是在皇帝屡召不赴情况下写就的一首难得表现作者“女儿性”的作品。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前两句虽然不着一墨写作者如何梳妆，却让佳人对镜的优雅美态如在眼前，颇见功力。在数以千百计的后宫妃嫔中，得到君王的宣诏，本应喜悦之极应命而至。就封建文化要求女子“柔顺”、不得违抗君命的“角色规范”而言，更应该立即应诏。可徐惠却偏要君王等一等，“妆罢”后久久不去应诏，反而要在镜台前徘徊不前，故意要引逗得君王着急。等到君王真的因急生怒，她似乎又早料到了，慌不忙的借“千金一笑”的典故，戏谑地反问太宗：“古人千金买美人一笑，陛下传召我一次，我能来吗？”
徐惠的问句，不但平息了君王的火气，也向读者呈现了一位体态婀娜、不胜罗绮的艳丽宫妃，在君王面前不屈己、不媚人的独立形象。“后妃宫女拂逆君主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手段，出于自觉意识，多数因性气所致。”由此可见徐惠的机智活泼的女儿性情，以及太宗与她之间亲昵深厚的情思。
徐惠以轻松的笔调写下了她和太宗之间这段富于情趣的小插曲，在强调庄严又玄妙的“后妃之德”的后《诗经》时代，突然冒出“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样充满灵性的诗句，是徐惠的天性和才华使然。后人曾作诗赞这首《进太宗》：“拟就离骚早负才，妆成把镜且徘徊。美人一笑千金重，莫怪君王召不来。”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