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歌女弹筝的词，或有所寄托，或纯写眼中所见之人，耳中所闻之曲，不必深究。
开篇先点出乐曲的格调，首先，用的是筝，而筝声向来苍凉柔婉，适合表现哀怨、哀愁的情绪，而歌女所弹奏的也正是类似湘江故事的哀伤曲调。乐曲本是要靠耳听，而无法目见的，但词人却突然从听觉转向视觉，说“声声写尽湘波绿”。这种修辞手法叫作“通感”，也称“移觉”，即将不同感官所感受到的诸如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感触沟通起来。因为文字最方便描写的是视觉，而对于听觉则相对难以描摹，所以用视觉来比拟听觉——澄碧的湘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确实易使人产生哀愁的情感．于是便以通感的手法来比喻筝曲。
上阕后两句点明了通感所表述的含义，并点出弹筝人的身份——女子，在以筝弹奏“幽恨”之曲。
下阕开篇也是视觉，重点从筝曲转换到弹筝之人，在宴会席间，沉静地弹筝，“秋水”也即澄澈的目光缓缓流转，表明弹筝的女子完全把整个身心都融合到所弹奏的筝曲中去了。而赏其弹奏者眼中所见既有澄澈目光，也有斜行的筝柱，也将筝和人合为一体，仿佛这乐声不是从筝上弹出，而是从弹筝女子心中涌出一般。正因如此，才能在筝声弹奏到最凄婉断肠的那一刻，女子缓缓垂下双眉，表情与乐声浑然一体，吐尽了胸中的哀伤和怨恨。
全词语辞清美婉丽，情感真挚凄哀，风格含蓄深沉，令人可观可叹。
诗篇从对方所处的环境落笔。苏轼当时任翰林院学士，担负掌管机要、起草诏令的工作。玉堂语意双关，它既可以指神仙洞府，在宋代又是翰林院的别称。由于翰林学士可以接近皇帝，地位清贵，诗人便利用了玉堂的双重含义，把翰林院说成是不受人间风吹日晒的天上殿阁，那里宝书如林，森然罗列，一派清雅景象。开首这一联起得很有气派，先声夺人，为下面引出人物蓄足了势头。
第二联转入对象本身。“想见东坡旧居士”一句，在“东坡居士”间加上一个“旧”字，不仅暗示人物的身份起了变化（由昔日的罪臣转为此时的清贵之官），也寓有点出旧情、唤起反思的用意，为诗篇结语埋下了伏笔。“挥毫百斛泻明珠”一句，则脱胎于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中的“诗成珠玉在挥毫”。杜诗表现的是早上朝见皇帝的场面，用“珠玉”比喻诗句，在夸赞对方才思中兼带有富贵气象，与诗歌题材相切合。所以作者这里也用“明珠”来指称苏轼在翰林院草拟的文字，加上“百斛”形容其多而且快，尤其是一个“泻”字，把那种奋笔疾书、挥洒自如的意态，刻画得极为传神，这也是化用前人诗意成功的范例。
从第三联起，方转入赠茶的事情。既然是送茶而致的诗，自然说明这茶的佳处。茶树在高处接触云气而生长的叶子特别丰茂，所以用云腴称茶叶。宋人喝茶的习惯，是先将茶叶磨碎，再放到水里煮沸，不像现代的用开水泡茶。这两句说：从我老家江南摘下上好的茶叶，放到茶磨里精心研磨，细洁的叶片连雪花也比不上它。把茶叶形容得这样美，是为了显示他送茶的一番诚意，其中含有真挚的友情。但这还并不是该篇主旨所在，它只是诗中衬笔，是为了引出下文对朋友的规劝。
结末一联才点出了题意。最后提醒苏轼，要适时进退，好自为之。作者语重心长地对朋友说：喝了我家乡的茶以后，也许会让您唤起黄州时的旧梦，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浮游于太湖之上了。最后一句用了春秋时期范蠡的典故。苏轼贬谪在黄州时，由于政治上失意，也曾萌生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退隐思想。可是此时他应召还朝，荣膺重任，正处在春风得意之际，并深深卷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作者一方面为友人命运的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于是借着送茶的机会，委婉地劝告对方，不要忘记被贬黄州的旧事，在风云变幻的官场里，不如及早效法范蠡，来个功成身退。末了这一笔，披露了赠茶的根本用意，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番用意又并非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只是从旧事的勾唤中轻轻点出，不仅可以避免教训的口吻，也显得情味悠长，发人深思。 整首诗词意畅达，不堆砌典故，不生造奇词拗句，在黄庭坚诗作中属于少见的清淡一路。但全诗由高雅的玉堂兴起，引出题赠对象，再进入送茶之事，而最终点明题意，这种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的构思方式，仍体现了黄庭坚诗的基本风格。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