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目睹的南山烧畲的情况,并记录了邻舍老翁关于楚、越烧畲种田的介绍。从这些描写中,表现了农民劳动的辛勤,和农民的善良及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从这些描写中,更表现出官府剥削的严重,和官税的害人。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对官府的怨恨也在这些描写之中表现出来。
这首诗由三部分组成。前八句是作者谈自己看到的南山烧畲的情况。这部分写得有声有色,烧畲的过程安待得清清楚楚。作者先写自己“起来”看见南山山火烧山田,再写山火似灭而复燃,并连成一片,又参差不齐地向山崖烧去,渐渐地烧向青色的石壁。最后写近处的山火随着一阵回风过后熄灭了,而远处的山火又卷起了赤色的火焰,并把茅崖照得通红。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从第九句到第三十句是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通过邻舍老翁的口介绍了楚、越烧奢种田的情况。这位老翁还没等发言,就“倚插泪淆然”,可见在这位老翁的心里有着深深的痛苦,这就为最后揭露官府的重税奠定了伏笔。接下去,诗文没有谈这位老翁如何痛苦,也没有直接交待这位老翁“欲潸然”的原因,而是大写特写农民烧奋种田的盛况。这些农民在“新年春雨晴”的时侯举行酬神赛会,求神问卜,得到了宜于种田的吉卦。他们在桑树枣树之下商量种田事宜,又放火烧山,挥镰割草,种得“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他们养猪养鸡,辛勤劳动,他们迎来了一年的丰收。如果诗文到此为止,如果这首诗没有老翁“欲潜然”的描写,人们会把这首诗与一般描写“农家乐”的诗混为一谈。
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仅两句诗:“谁知苍翠容,尽作官泉税。”原来,农民们为之贼出辛勤劳动并寄以莫大希望的“苍翠容”,竟然全部被统治阶级以“官家税”的形式抢走了,农民从一年的丰收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是这位老翁“欲潜然”的原因,也是诗人作诗的真正意图。诗人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大写特写农民的辛勤是为了揭露唐代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乡大写特写农民的希望是为了指出是官府的重锐使农民的希望破灭。
如上所述,这首诗结构新颖,诗文波澜起伏,情节曲折多变化。诗人先写自己所见,再写自己所闻,所见与所闻互相补充,最后两句篇末点题,说出诗人作诗的真正用意。其次,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描写与叙述紧密结合。这首诗较多的是叙述性语言,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清楚地交待了烧舍种田的过程,使全诗层次分明,内容充实。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是全诗的骨干。这首诗也有不少描写,这些描写使这首诗形象生动。“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篱笆上,堂屋前,苗茁壮,花鲜艳,猪归栏,鸡啄米,写得火火有生气,这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中间寄托着农民的希望,也写出了农民对生活的热爱。“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迸星拂霞外,飞烬落阶前”,写出了满山槲树叶,遍地烧山烟,火星飞天外,灰烬落阶前的情景。这里既突出了烧畲种田的壮观景象,又突出了景物多变化的持点。再其次,这首诗的语言灵活多变化,骄散并用。诗中有不少句子对仗工整,流杨优美,“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迸星飞霞外,飞烬落阶前”等句子就是这样,而这些诗句又与散文化的诗句配合使用,“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邻翁能楚言,倚擂欲潜然”,“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这些都是通俗的口语,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这首诗在押韵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多次变换韵脚,使全诗显得形式灵活多交化,避免了呆板的缺点。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