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写山中樵夫的生活。诗在表现艺术上有两点值得赞赏：一是诗写的是深山的樵夫，但没有明说，通过“古渡”、“涧底”二词，含隐不露地告诉大家；二是诗写樵夫一天的生活，以“又作全家明日谋”暗逗，说明樵夫天天如此，带有典型性。这样细微的构思，是宋人绝句的长处，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诗人写樵夫的生活，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写的呢？这点可以根据对诗的不同的理解来推敲解释。如果着眼于末句“又作全家明日谋”，则可如此解说：诗人认为樵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辛辛苦苦地打了柴，远远地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钱只够一天的开销；回到家中，又忙着磨快斧头，为明天的生活考虑。再进一步扩大思维，如果樵夫病了，或者刮风下雪，他的“明日谋”岂不是要落空，家中便要挨饿了。因此，诗人表现的是对樵夫辛勤劳累仍不能保证温饱寄予同情，“颇优游”三字是有意调侃，发泄心中的不平。如果着眼于“盘缠一日颇优游”一句来推论，结果便完全不同了。
中国古代诗人对隐居山中、水边的自食其力逍遥容与的樵夫、渔翁一直抱赞赏企羡的态度，认为他们远离扰乱红尘，友麋鹿，伴烟霞，是最令人赏心适意的生活。《西游记》第九回开场时，有一大段渔樵问答，对各自的逍遥自在，大肆夸耀，就很能说明问题。萧德藻正是从此出发，说樵夫隐居深山，远离人间是非；他每天打了柴，行歌古渡，易米市菜，只要够了当天的用费，便不再烦心。回到家中，面对青山绿水，悠闲地磨着斧子。这样的生活，大有“日出而耕，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般无忧无虑的心态，也是历来文人始终向往而难以拥有的生活境界。因此，诗人写深山樵夫，正是对他毫无争竞、自得其乐的生活作出歌颂。
这是一首羁旅伤春之作。
词的上片极写春日的阳和之景。以“冻水消痕”、“晓风生暖“的四字骈偶句开始，写出早春典型景物：冰雪融消，晨风送暖。骈偶句的运用显现出铺排的效果，再接“春满东郊道”一个单句托住，由水而风而郊野长道，水陆上下遍布浓浓香气。三句中，一“消”、一“生”、一“满”，三个动词显现了变化中的动态。“迟迟淑景”和“烟和露润”又是两个四字短句，却不用对偶，与开篇同中有异，概写春阳的和暖，烟岚的和润，渲染了早春的气氛，再以“偏绕长堤芳草”一句实景作为承接， 长堤一线，芳草染绿，“偏绕”二字表现长堤春草正承受着春阳与烟露的恩泽，万物与造物者融洽为一体。“断鸿”二句，场景从远远的长堤提升至广袤的天空。鸿雁北归又是一个典型的早春之景，天边时隐时现的一点归飞鸿雁的身影，更衬出江天的悠远无尽。“遥山”三句，白远天而至远山，以拟人笔法写早春刚刚染上新绿的远山如美女“淡扫”的“妆眉”，极尽闲雅秀逸之态。结句之“目极”二句说以上所绘早春阳和之景并非词人春游所历，而是他“闲倚危楼”、“目极千里”、“迥眺”之所见。
春景如此秀美诱人，词人却无意来游，此中必有缘故。景中所绘“断鸿”这一意象隐隐透露了一点信息。北归的大雁总是排成整齐的雁阵，而词人却偏偏选择一只失群的孤雁，这孤雁为下片所抒情感埋设了一个伏线。
过片换头“动几许、伤春怀抱”一语，由“动”字领起，承上启下，上片春景所引动的却是游子的“伤春怀抱”。这一语是全词情感气氛陡然大变的关键词。这关键词与上片的“断鸿”意象幽隐地暗暗相连，“断鸿”正是词人自身形象的喻托。此语中“伤春怀抱”四字亦可作为此词的“词眼”，全词所抒正是词人的“伤春怀抱”。
于是以下由“念”、“想”、“追思”引领出自己“伤春怀抱”，逐层铺叙。词人所“念”者乃“何处、留阳偏早”。所谓“何处”，即词人现今所在之处，词人偏说“何处”，化实为虚，正是游子他乡情感的流溢。“韶阳”本是美好的艳阳春色，人所共爱，词人却怪它偏偏来得这样早，正是游子伤春之情使然。词人所“想”者乃“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帝都的春日胜景用墨虽不多，但绚丽多姿，繁华热烈，对比眼前的素雅春色，自是别有一番诱人的风光，它强烈地吸引着沉迷市井生活的柳永。词人所“追思”者乃是“往昔年少”的放浪生活。他由帝都的繁华而追思起年少时的欢乐，那时是日以继日地“把酒”、“听歌”、“买笑”，挥金如土，对比今日的“断雁”情状，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又是两个四字骈偶句，与开篇的一组骈偶句遥相照应，依旧显现着铺排的效果。这种生活尽管不足取法，但对柳永来说，却是他对仕途失意的一种抗衡。而直到他作下此词的时候，仕途仍是蹭蹬，岁月依旧题跎， 却连这种抗衡带来的些许心灵慰藉也不可得了。经过“想”、“念”、“追思”这三层铺叙之后，终于逼出了煞拍之“别后暗负，光阴多少”，嗟叹岁月的流逝，为辜负了青春年华而暗暗心伤。此时此刻，词人内心的失落，痛楚早已盖过了眼前的一片春色。
柳永的词惯写羁旅愁情，但多各具面目，并不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此词以美景引愁情，以往昔的热烈反村眼前的冷寂，在抒情上又以上片深幽的蕴蓄与下片痛快的倾吐形成鲜明比照。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